大国的兴衰-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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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被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
　　（1913年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参看表41）。
　　表41。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1950—1960年代，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欠发达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贝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1963年上升为，1973年为，1980年达12％。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增至1970年的，再增至1980年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　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1　580美元，而像扎伊尔那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事实上，欠发达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单一产品的经济停滞不前。频频上升的利率或美元的增值，更使这些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西方医学在防治疾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国家人口数目扶摇直上，它增加了粮食紧张的压力并使新增的国民收入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它们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改良作物与植物品种，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另外，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吉星高照、收入颇丰的产油国，经济上变成了另一种类型——所谓不发达的欧佩克国家（石油输出国），尽管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油价下跌而吃了苦头。在所有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斯克兰称之为“贸易国”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模仿日本、西德和瑞士的企业家精神，为世界市场生产工业产品。
　　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表明，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工业大国还是落后小国，都是如此。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曾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它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如何，值得仔细考察。
　　毫无疑问，1945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几十年来在持续进行现代化方面树立了蔚为壮观的榜样。日本在商业和竞争方面成绩突出，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独执牛耳，而且也为亚洲其他“贸易国”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模式。事实上，日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是亚洲第一个模仿西方经济，效仿西方的军事和帝国主义（这对它来说是致命的）的国家，并因此而令人刮目相看。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并丧失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追求上来。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日本作为一个被占领国，服服帖帖，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50年，形势开始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庞大的开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许多出口型公司的生产。例如，丰田公司当时已面临危机，但美国国防部的首批卡车订单使它得救了。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的经历。
　　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的军事开支对日本经济起了刺激作用外，造就“日本奇迹”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通过对日本发展道路及成功经验的探讨，可以看出工业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日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对获得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具有坚定的信念。它从西方移植了（并不断加以改进）复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在全国大力推行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因而拥有大批电子、机械工程师和汽车迷，和大量规模虽小但属于企业型的小工厂以及大财团。日本社会崇尚勤奋工作的精神，人们忠于自己服务的公司，主张通过相互妥协和彼此尊重来调解劳资纠纷。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日本获得了这种资金。其方法是，一方面借助于美国的战略保护伞，实行国家“非军事化”，在防务上花费极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行鼓励个人储蓄的金融税务政策，使个人储蓄额高得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钱可用来投资。日本的成功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对新兴企业和技术发展的扶持，以及对陈旧和衰败企业进行的有条不紊的淘汰”。所有这些与美国自由放任的做法大不相同。
　　对日本的奇迹无论如何解释（某些日本问题专家更加强调其文化、社会因素，至于国民的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附加因素”就更不用说了），谁都不会否认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1950—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难以置信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工业国。即使在1973—1974年间，世界经济受到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之时，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受到阻碍。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一直保持着高出竞争对手一倍。作为世界制造业稳定的主要生产者，日本生产的产品很多，有照相机、厨房用品、电子产品、乐器和摩托车等等，并且不断有新的产品问世。日本的产品已经向瑞士的手表工业提出了挑战，也使德国的光学工业黯然失色，并使得英、美摩托车工业蒙受损失。日本的造船厂十年之内所生产的吨位数，占世界下水船舶吨位的一半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现代化的钢厂的产量已与美国钢铁工业持平。日本汽车业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1960—1984年期间，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从1％上升到23％——结果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小汽车和卡车都是数以百万计。日本锲而不舍、咄咄逼人，产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迈进：计算机、电信、航天、机器人以及生物工程等。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咄咄逼人的努力，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成为金融和工业的巨人，它在世界生产和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随之扩大。1952年，当盟军结束军事占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比英国或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3略高一点。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以及美国的一半以上。”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3％上升到约10％，并且从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苏联在192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曾达到过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日本却来得更加轻松自如，既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更加令人瞩目。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9）
与日本相比，其他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缓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诞生之后，开始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观察家没有认真看待它。这部分地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所谓“黄祸”的忧虑，因为，这个东方巨人一旦组织起全国的八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在同列强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说敢作敢为的）作用，尽管也许这是由于它感到自己被包围而做出的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它同美国在朝鲜和金门、马祖的冲突；它进驻西藏；它同印度进行的边境冲突；它愤然同苏联决裂，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交锋；它同越南进行流血的反击作战；它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以及促进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通常使用一种好战的宣传调子（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所有这些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树立了一个比言行谨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为重要、更难以预测的形象。仅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这一点说，其政治倾向如何，就必须予以认真的对待。
　　但是，如果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衡量，中国似乎又是典型的经济落后国家。比如说，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仅有，其工业潜力仅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71％！中国的人口每年以数以千万计的高速度增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其人均产值低得可怕，上缴国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过许多干扰：军阀混战、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内战等等，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农民才从地主的手中夺回了土地。然而，中国经济的前途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中国过去就拥有公路、轻型铁路等基础设施，它的纺织业很有潜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为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满洲地区20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开发过。中国的工业要想腾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长期的安定和巨额的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有共产党执政和苏联的援助，上述两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煤产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集到的还是从苏联借来的资金，都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终止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外，毛泽东错误的决策：鼓励开办乡村钢铁厂以求取“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受尽凌辱）等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实行敌对性的外交政策，与几乎所有的邻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这意味着其有限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军事开支。
　　当然，就经济而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技术，给乡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但是，中国只有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行工业现代化，并进行长期的投资——这些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休养生息和同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贸易——才能使国民生产获得重大提高。中国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贵重金属矿产一样，正在被迅速开发。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3　70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或法国，其现代能源消耗相当于欧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能耗的两倍。同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从1973年的）到5％，接近于西德所占的比例。但是，近年来在这种喜人的增长形势中并非不存在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已不得不调低了国家的“四化”目标。而且值得重提的是，如果财富和产值按人口平均数统计，中国又会重新显现出它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当然，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