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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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要不仅表示出同西方举行限制核军备会谈的兴趣，而且还加快了同联邦德国一类的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同阿登纳时期相比，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似乎更加乐于搞缓和）。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中苏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宫更加进退两难。虽然赫鲁晓夫本人一直愿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始终认为那些道路并不完全背离社会主义！），但是，要让苏联被人们谴责为已放弃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让它的卫星国和仆从国受到鼓舞来脱离俄国的“束缚”，让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北京的敌对性援助和宣传而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自毛泽东品牌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比俄国对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往往更加赢得人心以来，情况更是如此），却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码事。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部分的苏联帝国已处于追随中国的任何真正危险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偏离轨道的政权这么干了。但是，北京对苏联1968年对捷克的解放性改革运动采取的镇压行动和苏联1979年反对阿富汗的行动的谴责，却一直使莫斯科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止苏联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还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批评莫斯科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对美国的斗争中向它们提供充分的支援；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中国警告东京不要在西伯利亚同俄国人进行过分的经济合作。情况再一次表明，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俄国人通常能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多得多的贷款和先进的武器，还能够利用古巴和利比亚的代理人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被迫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伙伴国和美国进行竞争，毕竟要比20年前那种可以预测的两极斗争更加令人烦恼。
　　这样，中国的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不规矩，尤其是在亚洲。莫斯科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甚至更加刺痛了中国人。所以，北京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莫斯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加入经互会，以及苏联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越南的港口，使它进一步疏远了中国。当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时，中国同它的南部邻国进行了血腥的但不太成功的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苏联武器的大量援助。到这个时候，莫斯科甚至更加讨好台湾政权，北京则催促美国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以对付俄国的海军分舰队。中国在批评苏联对待西方太软弱之后仅仅过了20年，就转而敦促北约组织加强其防御，并警告日本和共同市场不要加强同俄国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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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2）
相比之下，西方阵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的不和，从长远看却没有那么严重——尽管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两个集团的关系正在破裂。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很强烈，戴高乐对下面这一事实十分愤慨：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对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政策表示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类似金门事件这类问题上动不动就以核战火相威胁的习惯了。虽然戴高乐在1958年以后在寻求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这件事情上足以使自己忙碌好几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批评西欧屈从（他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利益。像英国10年前一样，他看到核武器能够提供一种保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法国1960年首次试验原子武器的消息传到这位将军那里时，他高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上起，她更加强大了，更加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完全的独立，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向法国提供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要耗费整个防务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达30％），但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却感到这一代价是值得的。与此同时，他着手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1966年把该组织的总部从巴黎赶走，关闭了所有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基地。与此相配合，他设法改善了法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莫斯科，他的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孜孜不倦地宣传欧洲自立的必要性。
　　戴高乐令人惊奇的行动并不只是靠高卢人的花言巧语和文化骄傲搞起来的。法国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其他美国馈赠支持下获得了发展，并受益于欧洲20世纪40年代末期之后的一般经济恢复，在近20年间有了迅速的增长。虽然在印度###（1950—1954年）和阿尔及利亚（1956—1962年）的殖民战争一时转移了法国资源的使用方向，但这并不是不可纠正的。在1957年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法国通过谈判争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得以受益于这一规模较大的市场，与此同时着手改组本国的农业和进行工业现代化工作。戴高乐对华盛顿非常苛刻，坚决阻止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在1963年同阿登纳领导下的西德进行了戏剧性的和解。他经常鼓吹欧洲有必要自立，脱离超级大国的控制，记住自己过去的光荣和合作（自然由法国带头），追求平等的光荣命运。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在铁幕两边都引起了反响，为许多厌恶苏美政治文化的人所欢迎，更不用说厌恶苏美对外政策的人了。
　　然而，到1968年，戴高乐本人的政治生涯因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而受到了影响。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情况和法国经济仍处于相对的中等规模（1963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意味着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扮演此位将军已设想好的发挥影响的角色；尽管他向西德人提出了特别协议，但后者不敢放弃它同美国的紧密联系，而波恩的政治家们知道，作为最后的一着，美国始终是他们所着重依赖的。而且，1968年俄国无情地粉碎捷克的改革表明，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不打算让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政策行事，更不要说让它们成为以法国为首的、全欧洲范围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了。
　　纵然如此，戴高乐由于过分自信的行为已经象征着和加速了事态的势不可挡的发展。同美苏比较起来，西欧国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它们的武装力量同1945年以后的年代相比仍然强大得多，其中两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正在发展投射系统。从经济上说，正如下面将详细讨论的那样，“欧洲的复兴”已经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事情还不止于此，尽管俄国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时代把欧洲分裂为不透气的封闭集团的格局正在受到削弱。维利·勃兰特奉行的令人注目的同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1969年和1973年间同东德政权（起初是很不情愿的）的和解政策（主要在承认1945年的国界为永久性国界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开创了东西方频繁接触的活跃时期。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穿过铁幕渗入进去，并且这种“经济上的缓和”还扩展到文化交流、（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公约、防止发生未来军事误解方面的交流活动，以及实现共同裁军诸领域。超级大国对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些适当的理由，并且也不可避免地作了某些保留，尤其是苏联方面。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事实是欧洲人本身在推行友好睦邻关系方面所施加的持久的压力，因此，甚至当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的时候，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将来都极难制止这一进程。
　　就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在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性的国际环境方面，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比俄国人有利得多。不管戴高乐采取何种反美姿态，都比不上下述事件的严重性：中苏边界冲突、取消双边贸易、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以及全球性的外交上的斗争（到1969年，这一点促使某些观察家认为苏中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国政府多么憎恨法国的行为，它几乎不需要因为这种争吵重新部署自己的武装部队。不管怎样，北约组织仍被允许保留穿过法国的飞行过境权和输油管系统；巴黎保持着同西德的特殊防务安排。所以，一旦发生华约军队向西方进攻的情况，法国的部队也可供使用。最后，当然要提到1945年后美国一直遵循的一条基本格言：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欧洲（即不受俄国控制的欧洲）是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的，并且会有助于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即使在承认这样一个欧洲也可能成为它的经济上的和可能的外交上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华盛顿一直鼓励欧洲一体化的举措，并正在敦促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相比之下，俄国可能不仅开始感到如果西方出现一个强大的欧洲联合体，它在军事上将不安全，而且开始对这一实体可能对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卫星国人民所产生的吸引力感到不安。莫斯科推行一项同西欧进行有选择的缓和和经济合作的政策，确是一个事实。其部分原因是这项政策能给它带来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实惠；其次是，这样做可能使欧洲人远离美国人；再次是，中国在俄国的亚洲战线上向它提出了挑战。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繁荣的、复苏的和在各方面（军事方面除外，并且也许能在这方面变得很强大）可能使苏联黯然失色的欧洲，很难说会符合俄国的最佳利益。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3）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美国在使自己适应世界力量的变化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虽然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的许多年里并不明显。首先，随着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毛泽东的中国已取代赫鲁晓夫的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煽动者，出现了一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经久的厌恶感。1962年中印的边界战争（同莫斯科一样，华盛顿也希望向印度求爱）证实了先前金门和马祖诸岛的冲突给中国造成的侵略形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毛泽东的宣传机器正在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行动和同西方一起签署有限核禁试条约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最后，在1965年和1968年期间，中国正处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大###时期，这场革命使这个国家长时间地不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甚至更加仇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要出现“一种有可能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形势”。
　　当然，在这些年月里，美国本身毕竟也因越南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处于越来越动荡不安的状态。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北越人和南方越共的表现只是注重缓慢蚕食政策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新迹象，在它造成进一步损害之前必须有力地加以扼制。的确，随着约翰逊政府增兵越南的升级，华盛顿的决策者时常焦虑不安的是：在不致引起曾在朝鲜战争中发生过的那种中国干预的情况下，他们能走多远。从中国政府的观点来看，它必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下述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北方同苏联人的冲突的加剧，是否会像南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空中作战行动的不断升级那样，都对中国不利。可是，尽管中国本身与不同种族的越南人的关系在传统上一直是敌对的，并且它对俄国提供给河内的军事装备的数量深表疑虑，但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大多数西方人士却没有看到这些紧张现象。
　　人们很难从多方面（不管是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漫长的军事行动对国际力量体系，或对美国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同，大部分美国人对其国家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看法，仍受那场冲突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这是由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进行的一场战争，而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电视台和报刊每天对战场情况和琐事的报道，致使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公开化；这是美国绝对打败了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宝贵经验，毁坏了一系列人士——从四星上将到“最聪明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声誉；这场战争同时推动了，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和利益权衡等方面的一致性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