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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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修改其创造一个与英雄相称的家园的目标。但在这时，人们已不可能再相信英国仍处在世界政治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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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却迟迟未能摆脱大国地位的幻觉，甚至那些想创建“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未能摆脱。只是在以后的几年中，英国才认真打算解决下述不可调和的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向“混合型经济”发展，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在海外散布极广的基地（在德国、近东和印度），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应付与俄国日益恶化的关系。对艾德礼政府的详尽研究表明，艾德礼政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贸易逆差，实施了社会改革计划，稳定了欧洲的局势。工党政府还谨慎地撤出了印度，摆脱了巴勒斯坦###的困扰，放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这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某些越来越沉重的海外负担。另一方面，英国经济之所以能恢复，还因为凯恩斯1945年在华盛顿通过谈判取得了巨额贷款，通过马歇尔计划进一步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以及英国的大多数商业对手此时满目疮痍，无暇他顾。因此，英国经济的复苏是一种微妙而有条件的恢复。从长远看，英国在1947年成功的撤退，同样也有令人怀疑之处。那种撤退是卸掉了无法承受的包袱，但是，这一战略上的“想象的步法”却是以这样的设想为依据的：英国放弃某些地区后，可以根据帝国的真正利益（是苏伊士运河而不是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石油而不是印度）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基地。在这时，白厅肯定还不打算放弃依附其帝国的其余地区，因为从经济上看，这些地区对英国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后来世界进一步发生震动和把自己拴在这些地区的代价日益增大，才迫使英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一次进行了估价。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仍是一个虽承担义务过多但仍很强大的战略实体，在分裂成两大势力集团的世界中，英国要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美国则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英法两国政府的所有努力无疑都不能挽回“欧洲时代结束”的趋势。在战争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0％以上，而整个欧洲（不包括苏联）却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低于19世纪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1953年绝大部分制造业从破坏中恢复过来之后，整个欧洲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6％（而美国达）。欧洲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16％。在1950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美国的一半。但是，苏联却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关于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见表36。
表年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
（以196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欧洲大国的黯然失色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兵员和军费开支上。例如，195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45亿美元，拥有138万军事人员；苏联的军费开支略多（155亿美元），而其武装力量却极为庞大，共有430万人。在这两方面，超级大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有武装。由于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欧洲中等强国在1951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防务开支，但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仍显得苍白无力（美国达333亿美元，苏联达201亿美元）。在那一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还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3；其军事人员总数不到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无论是在经济力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欧洲国家都是大势已去了。
核武器和远距离发射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欧洲衰落的印象。记录表明，许多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在人类全部战争史、武器史和人类摧毁能力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多的成功试验，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一种巨大、全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对我们生存所产生的影响比电的发现和其他一切伟大发现都重要得多”。当广岛和长崎一次次出现“世界末日般令人心惊胆战的连续巨响”，全城横尸遍地时，没有人再怀疑核武器的威力了。原子弹的出现使美国决策人对许多有关未来的实际后果进行了深思：原子弹对常规战争有何影响？在战争一开始就应使用原子弹，还是应把它当作杀手锏使用？研制更大的核武器（氢弹）和较小的核武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和潜力如何？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斯大林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第二天就派其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说明，美国人的成就肯定推动了苏联已在进行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虽然俄国这时在原子弹和发射系统的研制方面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但他们的追赶速度要大大高于美国人的估计。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人们有理由设想：美国的核优势有助于“抵消”俄国人的常规部队优势。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中，莫斯科没用几年时间就开始赶上美国，证明了自己的论断：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仅仅是一闪即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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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的问世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形势”，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能力，甚至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从狭义和直接意义上看，这种新武器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对各欧洲古老国家的压力：要么奋起直追，要么甘愿沦为二流国家。当然，就德国、日本以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很脆弱的意大利来说，它们没有希望加入核俱乐部，但伦敦政府则不然。早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英国就没想不应该获得这种武器。这不仅因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还因为核武器是“英国科学与技术优势的集中表现，是人口较少的英国的力量得以存在的依靠”。换言之，核武器被视为一种保持独立大国地位的较为廉价的手段。法国不久也步英国的后尘，作了同样的考虑。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上却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两国在几年内都不会获得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二是两国的核武库与超级大国的相比无足轻重；三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将会变得陈旧落后。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伦敦、巴黎（后来还有中国）想加入核俱乐部的雄心和为此所作的努力，犹如1914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要拥有自己的“无畏”级战列舰一样。换句话说，这不是力量的反映，而恰恰是虚弱的反映。
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现在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其实，早在19世纪的古典外交中，意识形态就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极右”和“极左”势力兴起，向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中心”的流行观念发出了挑战。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多级化竞争对手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在英国，像丘吉尔等保守党人希望与共产主义的俄国结盟，反对纳粹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帝国），人们难以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事务。而且，在战争中，当务之急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便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西方也十分赞赏俄国人对“巴巴罗沙行动”所做的抵抗。这似乎冲淡了他们原先的相互怀疑——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生活》杂志在1943年曾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道：俄国人“长得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纽约时报》在一年后声称：“马克思的思想在苏俄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情绪不管多么天真幼稚，但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愿接受以下事实：战后世界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国际和谐之中。例如1946年3月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就在许多美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痛苦的反应。
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一两年后就出现了冷战，而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国人不会允许东欧出现议会式的民主；俄国还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在希腊、中国及其他地区，共产党同其敌手正进行着内战；还有最后一点，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人们对“红色威胁”恐惧的日益增加，苏联的间谍网以及国内颠覆活动，这一切促使美国公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对此也断然做出了反应。由于担心俄国会进入英国撤销其对希腊、土耳其的保证后留下的力量真空，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杜鲁门描绘了当前世界必须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
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对报纸的控制、指名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
杜鲁门继续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自由的人民保持自己的制度及统一，反对企图将极权政权强加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此后，国际事务，用更加生动的话来说，犹如摩尼教徒正在进行的一场争斗；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在历史上很少像现在这样聚集一堂、全副武装、相互抗争。以自由反对奴役，以光明反对黑暗。”
毫无疑问，这类语言好多都有其对国内目的，不仅美国如此，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各国也都一样。保守势力可以使用这类语言使对手威信扫地，或者攻击自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苏联报刊很快就说西方正在觊觎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苏联四周树立新的敌人，建立前进基地，以包围苏联；西方还支持反动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力量，有意在联合国“结帮拉派”。莫斯科声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过去反苏政策的翻版，其目的是发动战争，以武力建立一个由英国和美国统治的世界。”苏维埃政权便得以以此为借口，镇压国内异己分子，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实施强制性的工业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因此，双方都在加剧冷战，都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因此，双方都把世界视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意识形态的争吵不可能与权力…政治利益相分离。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这就是新的战略现实，不仅被分裂的欧洲各国人民要适应它，而且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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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冷战与第三世界
正如以后所证实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苏美对抗的新形势；而次要任务则是反对苏美对抗。起初，冷战主要围绕重新划分欧洲国界进行。归根结底，冷战仍系于“德国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决定1945年的战胜国对欧洲影响的大小。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俄国造成的损失，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俄国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俄国人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使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如果要求莫斯科指导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得以建立，俄国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很可能得到提高。这些比从前要求得到不冻港的更高层次上的考虑，可能是1945年后苏联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它彻底解决。因此，苏联首先决心废除1918—1922年签订的各项领土协定，战略目的是“解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