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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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4）
对比之下，英国人却远远不满足于克里米亚之战。尽管作了某些改革的努力，陆军仍是惠灵顿式的，而且它的统帅拉格仑在半岛战争中实际上当过惠灵顿的军事秘书。骑兵是胜任的（就骑兵部队而言），但常常被误用（不只是在巴拉克拉瓦），而且几乎不能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设施中。虽然士兵是作战勇猛的健壮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亚雨季和冬季时保温掩体却惊人的缺乏，陆军中对付大规模出现的痢疾和霍乱的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陆路运输的不足，造成了激怒英国全国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更加为难的是，由于英国陆军像俄国陆军那样，是主要用于卫戍任务的长期服役的部队，所以它没有在战时可资抽调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但俄国人至少还能够强制征召数十万新兵，主张放任主义的英国却不能这么办，这就使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必须大肆宣传，广召外国的雇佣军，以弥补在克里米亚部队的缺额。可是，当英国的陆军一直处于法国的小伙伴地位时，它的海军却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取得纳尔逊式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因为敌人谨慎地将其舰队撤入加固的港口内。
　　伦敦《泰晤士报》公开揭露了军事上的无能和部队伤病员的痛苦，公众对此爆发的不满情绪，这里只能附带地一提：它不但导致内阁的改组，而且也激起了一场关于“一个战争中的自由国家”内在困难的认真争论。此外，整个事件表明，英国的貌似特别强大之处——低程度的行政管理、少量的帝国陆军、对海上力量的严重依赖、对个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新闻界的重视、议会和个别大臣的权力——在全国被号召去对主要敌人进行一场一年到头的广泛的军事行动时，就很容易转化成弱点。
　　英国对这一考验的反应（很像20世纪美国人对战争的反应）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疏忽，拨给武装部队大量资金。交战国的未经分类的军费数字（见表11），对说明冲突的最后结果是大有帮助的。
　　表11。克里米亚战争中列强的军费
　　（单位：百万英镑）
　　但甚至当英国自我激励时，它也不能迅速地创造出足够的表现实力的物资。军费可能成倍增加，可能会订购数百艘蒸汽轮船，远征军到1855年可能会享受到过剩的帐篷、毛毯和弹药，好战的帕麦斯顿可能会强调打垮俄罗斯帝国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法国走向和平而奥地利保持中立（这正是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一个月内发生的事），英国的小型陆军是无所作为的。只有英国全国和它的政治经济变得更为“军事化”时，它才能郑重其事地坚持单独与俄国交战。但是，对一个已经因克里米亚之役造成战略、宪法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感到不安的领导集团来说，可能带来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因此，当感到受骗而不能取得应有的胜利时，英国人也愿意和解。这一切的结果使许多欧洲人（法国人、奥地利人，还有俄国人）怀疑伦敦的目的和可靠性，正像它使英国公众越加讨厌卷入大陆的事务那样。当拿破仑的法国移向1856年的欧洲舞台中央时，英国则不断地靠边站——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国内的改革运动只会加剧这种转移趋势。
　　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冲击了英国人，那么这种冲击根本不能与俄国的实力和自尊心所受到的打击相比——更不必说48万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等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这一醒悟推动了俄国的改革者进行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最明显的是农奴制的废除。此外，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对铁路和工业化的鼓励远远大于他父亲时期。煤和钢铁的产量、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规模大得多的工业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起更加引人注意了。俄国经济史提供的统计数字乍一看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可是，像以往那样，现象的变化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个现代化赶得上——且不说超过——贫困和无文化的农民人数每年的大量增长吗？在今后的20年中，它能与西方的英国中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兹堡发生的钢铁和制成品生产的爆炸性增长相比吗？它能否赶上普鲁士即将向世界显示的、重视国家实力中质的因素超过重视量的因素的“军事革命”，甚至能否赶上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普鲁士陆军？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使一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失望，他非常清楚，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地位从1815年和1848年的突出位置大大地下降了。
　　五　　内战与美国
　　前面已经提到，从德·托克维尔起的全球政治观察家都感到，俄国帝国的崛起可与美国的崛起相比拟。的确，每个人会承认两国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但从世界大国的角度观察，它们的面积大小、“敞开的”和不断变动的边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看上去却很相似。虽然以上大部分情况是事实，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与俄国依然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对两国实力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一个经济差距在总人口数方面，虽然在1816年（俄国5　120万，美国850万）到1860年（俄国7　600万，美国3　140万）期间，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更关键的是人口的素质：俄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奴，收入和生产力都低，而分得土地的，或住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普遍地［11］享受高标准的生活和国民产值。早在1800年，工资已高于西欧工资1/3，而且这种优势在整个19世纪即使没有扩大，也仍将保持着。到19世纪50年代，尽管来了大量欧洲移民，但西部容易取得土地的情况，再加上持续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和高工资，这两者转过来又促使制造商们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从而进一步刺激国民的生产力。这个年轻的合众国超然于欧洲的权力斗争之外，英国皇家海军（不是门罗主义）布置防疫线，以强行把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这些情况意味着对美国未来繁荣的威胁只能来自英国本身。可是，尽管有1776年和1812年的辛酸回忆和西北边境的争端，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资本和制成品流入美国，美国的原料（特别是棉花）回流到英国，这种情况把两国的经济更紧密地拴在一起，并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的成长。因此，战略上安全的美国不必把财政资源分散地用于国防支出，而可以集中自己的（和英国的）资金去开发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都没有大量消耗这种生产性投资。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5）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甚至在1861年4月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虽然它远离欧洲、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和依然保持着自然粗犷风貌的农村，部分地掩盖了这个事实。虽然1860年它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在大不列颠后面，但却超过了德国和俄国，快要赶上法国。1860年人口只占俄国40％的美国，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多一倍，生产83万吨铁（俄国只生产35万吨），消耗现代燃料的能源15倍于俄国，铁路长度是俄国的30倍（甚至是英国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一支万名士兵的正规军，而俄国巨大的兵力则高达万人。两个远隔重洋的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军事指数的差距，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为悬殊的了。
　　当然，在下一年中，内战开始改变美国人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资源的数量。这场冲突的根源和原因，这里不加论述，但是由于双方的领导已经决定把战斗进行到底，又都能号召数十万人，斗争就有可能延续下去。由于战斗席卷广大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战线”从弗吉尼亚沿岸直至密西西比，甚至往西更远至密苏里和阿肯色——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山脉和沼泽地。同样，北方的海军封锁了敌人的港口，它巡逻的海岸线同汉堡与热那亚之间的距离一样长。换句话说，尤其是对一个已把武装部队保持在最低水平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民族来说，打垮南方将是一个困难的后勤和军事任务。
　　可是，虽然4年的冲突是消耗元气和伤亡惨重的（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潜在的国力。这场冲突（至少短期地）把美国改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国家（1865年以后到大幅度减员之前）。双方的武装部队从一开始的外行转变成不断进行大量征兵的陆军，它们使用了有来复线的现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展开拉锯或者大批兵员乘火车奔赴西部战场，双方的陆军司令部都采用电报通讯，并且利用动员起来的战时经济资源；在海战中，出现了首先使用的铁甲舰、旋转炮塔、早期的鱼雷和水雷、以及劫掠商船的蒸汽快船。比起克里米亚战争或普鲁士统一战争，这场冲突更有资格号称第一次真正的工业化“总体战”，所以指出北方取胜的原因是非常值得的。
　　假定双方的意志力保持不变，第一和最明显的原因是资源和人口的悬殊。以下的情况可能是事实：南方为自己生存而战，而且（通常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所以在斗志方面占了优势；它能征召更高比率的擅长骑射的白人男子；它拥有一批坚定和优秀的将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可以进口军火和其他供应，以弥补物资的亏缺。但这些都不能补偿北方和南方之间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当北方拥有将近2　000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600万。此外，由于移民（1861—1865年期间来了80万）和1862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200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1864—1865年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100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64　500人——这是1863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缓慢地减少了。
　　但是，与常情一样，对战争来说，除单纯的数字外还有其他因素。南方即使达到了军队的规模，它还要冒从农业、矿业和铸造厂抽调过多的男人的风险，从而削弱了打一场长期战争时必须依靠的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已经发现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万个（其中许多还依靠北方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技工）；邦联只生产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交战双方经济基础的惊人差距，不断地表现为战斗力的差距。
　　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泼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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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6）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和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