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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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
　　以前我一直以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内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七十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向我详细谈及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过程……
　　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他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和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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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4）
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中###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1）
坐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壁上挂着陈云手书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回忆张闻天书赠刘英陈云时年八十一”。
　　刘英的资历颇深，只消列举一件事便可说明：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中央纵队秘书长，最初是邓颖超。邓大姐肺病日重，由邓小平接替了她。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调往前方工作，接替邓小平的则是刘英。
　　跟刘英谈了一两句话，便可判定她是湖南人，至今她仍乡音未改。1905年，她出生在长沙。其实她不姓刘，而是姓郑，单名杰。她从湖南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叫刘英。姓刘是随便改的，“英”则是“杰”的延伸——“英雄豪杰”嘛！从此，刘英这名字叫惯了，以至如今她的身份证上也写着“刘英”。在党内，知道她的本名郑杰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当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二是她进入中央苏区时的接头人周恩来。解放后，她一度想改用本名郑杰，可是改不过来了。此外，她留学苏联时，还用过一个俄文名字，叫“尤尔克娜”。
　　采访刘英，气氛是很愉快的。她的记忆力惊人，远远超过她的同龄人，而她又健谈，富有幽默感。第一回采访没有谈完，在1991年7月11日我再度采访她。
　　她不仅思维、谈吐富有条理，她收集的资料也井井有条。说到什么事，她会随手去取出一本书，加以补充说明。有一次，说到某某人，她建议我去采访。她拿出由她自己编写的通讯录，上面的人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一查就查到地址、电话号码。
　　细细听她用湖南口音追溯往事，我如同亲临那血与火的年代，在隆隆炮声之中，却轻轻地穿插着一支爱的浪漫曲……
　　1935年4月，中国的“铁流”——红军正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艰难地前进着。个子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裹着绑腿，正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队伍里。忽地，通讯员奔来，递给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决定你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即去中央队报到。”落款是李富春。
　　中央队，也就是党中央机关所在的队伍，是“铁流”的核心。刘英奉命赶到中央队。李富春同志告诉她，中央队的秘书长原是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邓小平调往前线，组织上决定由她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这工作我干不了。”刘英说道，“我的工作能力，比小平同志差多了。”
　　“你怎么客气起来了呢？”李富春笑了起来，然后话里有话地说道，“反正有人帮助你嘛！”
　　刘英不明白这“有人”指的是谁。她无法推辞，也就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中央队。
　　她在中央队遇见了毛泽东，他用神秘的口吻问她道：“刘英，你知道谁把你调到中央队来的？”
　　“富春同志呀！”刘英答道。
　　“点子是鄙人出的！”毛泽东大笑道，“把你调来，可以让小平上前线，那里正需要他。除此之外，还可以‘公私兼顾’——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找洛甫！”
　　这下子，刘英明白了内中的缘由，脸颊像火烧一般。毛泽东所说的“洛甫”，也就是张闻天。那时，刘英常常到中央队找张闻天，毛泽东已经敏锐地发觉他俩之间“有意思”，于是也就当“促进派”，干脆把刘英调到中央队里来。
　　毛泽东跟刘英很熟。她是湖南长沙人，跟毛泽东算是大同乡。她在湖南女子师范上学时，好几位老师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生，是毛泽东的同学。这样，刘英跟毛泽东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刘英告诉我，在江西南部于都河畔，有一座小县城叫于都。1934年9月下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来到于都检查工作。他住在于都北门小巷深处一幢灰砖房子里。那儿当时是赣南省苏维埃的所在地。灰砖房朝南，三间，毛泽东住左厢房。正在于都县委工作的刘英，每天晚上要向毛泽东汇报“扩红”（即扩大红军）的数字。她记得，那阵子正是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刻，他正受到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排斥，而且还得了疟疾。有一回，毛泽东发高烧，达四十摄氏度。张闻天接到于都县委打来的电话，急急从瑞金派出大夫傅连暲赶往于都。傅连暲骑着骡子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于都，马上给毛泽东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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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张闻天夫人刘英（2）
毛泽东愿为刘英当“月下老人”，是因为他跟张闻天有着不平常的友情。
　　张闻天是上海川沙人。早在1919年底，张闻天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翌年初，毛泽东也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他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刊物《少年中国》上读到彼此的消息。
　　此后，张闻天先是留日，接着留美，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他和###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用他的话来说，他最初跟毛泽东关系“平常”，甚至“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由博古主持，张闻天和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博古进入中央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那时的张闻天也“左”，瞧不起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不过如他所言，“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博古极力排斥毛泽东。本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相当于总理）都是毛泽东。博古让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力图架空毛泽东。
　　然而，由于同在政府部门工作，张闻天跟毛泽东的接触日益频繁。张闻天开始了解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样，“老朋友”博古恼怒了，把张闻天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
　　当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那时，博古和李德推行的一套“左”倾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眼看中央苏区都快保不住了，不得不准备“西征”（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在瑞金郊区白云山的一座古寺里，朝夕相处，思想越发接近。如张闻天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