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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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父母那时正在发达时期，他们采纳了薛先生的建议，投资股市。1944年的一个夜晚，父母突然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他们已经从“河谷”搬到“公园大道”（即Park Avenue；纽约市内另一个高级住宅区）的一栋豪华公寓里去了。
我推测那时候我父母已经相当富有。从1942年到1944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平均上升超过了60个百分点。任何人如果也像我父亲一样，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买进股票，那么他也能轻松地赚到6到8倍的利润。1940年代中期真是我父母一起在国外生活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很多在上海的老朋友因为退休或者是做生意，这时都陆续来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的社交圈子变得更大了。
那时候，薛家就是他们这个社会层次的活动中心，来客都是所谓的侨居美国的高等华人，主要有Walter Kwok夫妇（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儿子，跟我父亲当年就是打网球的朋友）、（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的侄子，当时任纽约中国银行行长）、Victor Hoo（胡世泽，中国外交官，法国政治学院博士，1940~1945年间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即毛泽东的同乡李国钦，华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老华侨，是当时旅美华商中最有实力者）、（无锡望族唐家的人）、Bang Hsia（夏鹏，上海人，中国交通部的顾问，还是纽约环球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国钦的弟弟，我父亲在上海时一起跑马的朋友）、（荣鸿三，上海面粉业和纺织业大王荣宗敬的二儿子，与父亲是多年的麻将、扑克朋友）、Alfred Sze（施田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儿子，当时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环球贸易公司的人）、Victor Yung（无锡荣家的外甥）、（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曾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开会）、（席德懋，我丈人席德柄的哥哥，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李叔明，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杭州电器公司总经理、大同化学公司总经理）、（姚叔莱，张静江元配夫人姚蕙的弟弟，为张静江管理生意）、（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Soldmon Leung（席德懋的女婿，与宋子良是连襟），以及卢芹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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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3）
他们经常去薛家的豪华住宅里打扑克、搓麻将、吃饭，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次。在合适的季节，赛马也还是一个受欢迎的日间运动，但是我父母还是经常和Walter Kowk一起去游览各地名胜，他们对旅游和社交的爱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尽管父亲忙于照看生意、寻觅值得收藏的古董、和朋友一起参与社区活动和比赛，但他从未忘记二叔公，他和母亲每个星期都要驾车15公里去看望他老人家。
抗日胜利以后，一些从上海过来的中国人就急着要回去，而我父亲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他在纽约的生意进展良好。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六姑妈很负责地回家帮父亲料理各类事务，并在父亲不在上海的时候卖掉了他的房子来还债。这些债务包括了父亲用一部分最好的钱币藏品作的抵押贷款以及在国外初期的一些花费。其实，那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回国，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多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在市场鼎盛时期，他们的股票价值40万美金。按现在的价值来算，相当于350万美元，甚至更多！
悲哀的是，这些财富只是一个好梦，而好梦总是不长久的。在1946年9月，美国劳动节后的那个星期二，当我们的财富经过四年半的累积几乎达到了1942年初的两倍的时候，股市开始暴跌。这成了我们家后来漫长、悲伤而痛苦经历的开始。
母亲总是很果断也很实际。在经历了股市的暴跌之后，她变得很紧张。她敦促父亲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并且提醒他说，这样我们虽然损失了很多利润，但是剩下来的仍然使我们很富有。然而父亲迟疑不决，他希望看到股票可以再次上涨。后来的确上涨了一点，但没涨到他满意的程度。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就一直不景气。因为他的投资是举债经营的（股票以极小的毛利购进），利润很快化为乌有，这样一来，父亲就更不愿意卖了。
我当时在外面读研究生，但是我知道父母亲为投资的事情吵得很厉害。1946年底的一天，我们开车去看望二叔公。母亲再次规劝父亲清算他的股票，父亲不同意。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父亲说：“别再强迫我了。否则，我就开车撞墙，杀了全家！”
到最后，他的经纪人迫使他对资产进行清理，因为这时他连自己的原始资本都赔进去了，股票比他五年半之前开始买股票时的市值还要低。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密友，自信的薛寿萱先生这时都没有办法帮他，因为薛先生和他的处境相同。只是薛先生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在这场金融巨变中还可以挺得住，不过好几个跟着他做股票的亲戚，老本都赔光了。
父亲于1946年圣诞节，在灰心失望中回到上海。他希望从自己在中国的资产中清理出一部分，来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但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进展甚微。因为他名下的财产在他出国期间，都是交由他的姐姐张智哉代为保管的。抗战胜利后，张智哉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她在战乱中，曾把不少固定资产过户在别人的名下以求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有不少在战后被政府没收了）。他分拣了他收藏的珍贵钱币，把其中最好的2000枚带到了美国。
更可悲的是，从他1947年4月回美国之后，坏消息就一直不断。
1942到1946年间，他做股票生意挣了很多钱，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是会免税的。但是一回到纽约，他发现这是个错误。美国税务局给了他一张四万美元的税单。他的心都碎了，整个家庭也为之惊恐不安，因为这笔税单将把我们仅存的宝贵家产抵消殆尽。我听说了他的经济灾难，当时我在学校，我立即决定从学校出来，去找一份工作。我同时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和投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过分贪婪。由于上述的原因，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我和弟弟泽琏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靠独立奋斗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也许我对于1946年经历的这场灾难矫枉过正了，以至于我一辈子都没有借过钱，甚至没有过房屋抵押贷款。只有一次例外，1954年结婚度蜜月时借过400美元。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4）
当时有一位很有钱的中国商人，相信人们在战后一定会对中国的古董有很大的需求。他希望在纽约开一家古董店，请父亲收集一份详细目录，并且请父亲来经营这个店。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父亲是在上海与他会面的。无论如何，这是这个陷入金融绝境的家庭唯一的一点希望。也许父亲通过这次冒险可以重操旧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东方良艺”商店终于在1947年春天开业了。我不记得太多的细节，因为当时我在纽约城外的一家工厂当工程师，也不经常回家。就我所知，这家古董店差不多在开业后的一年左右就倒闭了。自1948年1月份起，父亲就开始生病，时好时坏，却不知道自己已得了肝癌。
他于1948年5月29日逝世，当时我和我学校的一个朋友汪国瑞在他的身边。商店垮掉了。如果他身体好的话，这个店还能起死回生，因为他对古董生意非常熟悉，而且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据医生推测，父亲在最后一次去上海的途中吃了受污染的食物，感染了病毒，损坏了肝脏。我却强烈地感觉到真正的原因是生意上的失败，造成他头脑的极度紧张，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给癌细胞以发展的有利时机。同时，他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仍旧在为他在股市上的错误而伤心。
母亲请薛寿萱先生的助理卢子深先生帮忙安排葬礼。
我强烈建议葬礼简单一点儿。但是卢先生在妈妈的首肯下，无视我们的困境，在一个高贵的殡仪馆举行了葬礼。他们的理由是：在纽约中国人的上流社会里，我的父母是一对非常受尊敬和欢迎的夫妇，是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葬礼的场合必须符合我父亲的身份和地位。卢先生的眼光很准，服务很到位，大厅里放满了鲜花、花圈等，只剩下站的地方留给前来哀悼的中外朋友、亲戚、生意上的客户和熟人。来自联合国与华盛顿的一些中国官员和职员也来了，甚至连我的好多同学都来了。
因为父母的作风诚挚、直率而谦逊，所以他们一起在纽约的这9年里，赢得了所有相识的人的尊重。他们合群、热情、慷慨，在玩扑克牌和打麻将的时候也从不小器，更别提那些严肃的事情了。简而言之，用一句美国俚语来说，他们的确是一对优秀的夫妇。
“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最后传奇
◎往事仍在眼前◎
张南琛 （张叔驯之子） ：
二叔公晚年信佛。1936年他与印光法师见面之前就已经开始信佛，当时正是他于国事心灰意懒，与蒋介石也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那年8月，他前去拜访了印光法师。法师不知运用何种法力，仅仅在他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就使得他大彻大悟起来，以至于临走时放声大哭（见张久香《二兄行述》），从此潜心佛门，念经打坐，吃素修行，对于世间万事似乎都已经看透了。后来在上海成立佛教协会，在莫干山建立佛堂等善事，都是由此开始的。再后来到了美国纽约，多数时间也是靠念经、祷告来打发。在纽约时他的眼疾已经越发严重，怕光，就常常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念经，为中国的未来和亲人的安宁而祷告。
在纽约的朋友常去看他，给他带来外面各种各样的消息。李石曾先生是他的终生好友，他们在一起总是愉快的，因为李先生一生都在旅行中，见识多广而且富有幽默感，他们那率真而耿直的天性也有共同之处，所以直到晚年，他们还乐于一起坐在河边的绿树下（二叔公坐在轮椅上），共享回忆往事的快乐。那时常在他身边的除了家人，还有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皇甫先生，以及两个女佣，她们一个是与婶婆年龄相仿的赵妈，一个是年轻的陈小姐，都是跟张家一同来美国的。她们帮助婶婆照顾老人、孩子和打理家务。后来皇甫先生回国了，因为家属在国内；陈小姐后来在美国结婚成家，有了两个孩子；赵妈则始终跟张家生活在一起，在婶婆去世以后几年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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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5）
然而“空门”并非真空地带。日本人侵华的种种兽行时时噬咬着二叔公那尊贵的民族心。他虽眼睛不好，但看得清报纸上的大字，同时天天听广播，对时局的发展他脑子里很清楚。袖手旁观不是他的个性，他总在想如何发挥自己仅有的能量来为国效力。经过他与李石曾的周密筹备，1942年12月，他在纽约自己的寓所里，召开了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的会议，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声援中国的抗战。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都有代表出席。二叔公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式。这是二叔公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出现。
3年后，他双目近乎失明，只能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余生。其间只有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曾给他带来短暂的快乐。到了1948年，二叔公因白内障不仅近乎失明，且伴有耳聋，但思维仍旧清晰。日本战败投降，给了他短暂的能够重回中国为国服务的希望，但是他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太糟，大概是不可行的。父亲的拜访对他而言始终是精神上的鼓励，那时只要我一回家，我们三个就一起开车去河谷拜访叔公、婶婆和堂兄妹们。所以，在父亲逝世之后，二叔公极度地思念他。
在纽约期间，尽管二叔公的身体日见衰弱，经济上也不宽裕，但他还是周到地安排了孩子们的读书和生活，对留在国内的孩子更为牵挂。他总是想办法给国内的他认为有困难的孩子寄钱。抗战胜利后，当他得知他最大的外孙女周孟慈（二小姐张芷英的大女儿）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非常高兴，立马通知他的女儿女婿，火速把大外孙女送到美国来深造。周孟慈从小乖巧伶俐，很讨外公喜欢，他们住在上海思南路时，每次外公写毛笔字，周孟慈总是懂事地在旁边侍侯，要么为外公拉纸张，要么为他研墨，还时常为他快要干枯了的墨池添水，所以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