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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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呀？在场的人说因为昨晚没找到他们。而姐姐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后来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含恨死去，而几天之后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革”结束。
由邓拓、吴晗之悲惨，可以想见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又是怎样忍受活着的艰难？
“三家村”的厄运使全国大批干部、群众蒙受株连，就连玉门关外的敦煌，也成了“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因出版三人作品的北京出版社被砸，全社人员被下放。《海瑞罢官》主演马连良于12月含冤致死。导演王雁死里逃生，直到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时才平反。
1980年7月，廖沫沙在《忆邓拓》的序言中写下：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
的确，在这一年没人知道翻腾的四海，震荡的五洲里有多少兴风作浪的虾兵蟹将，有多少倒海翻江的魑魅魍魉；也没人能预见风平浪静后，世间是否还能留存一些守持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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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历史中的人生
还有些冷冽的江水哗哗地流淌着，反而显出乌苏里江边的宁静来，不远处就是连绵的山峰，仅与岸边相隔百多米的小岛更像是江水里的一个滩头，这个从高处看上去像个大元宝的小岛就是位于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线处的、面积平方公里的珍宝岛。
元宵节前一天3月2日的清晨，珍宝岛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着巡逻队的战友像往常一样，呼吸着掠过冰雪的清冷空气，巡视着这片小巧的岛屿。没想到竟在岛中与苏军相遇，实际上，苏军出动了数十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孙玉国他们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可是苏军却突然开枪射击。中方被迫还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苏军覆灭。当天，中国政府即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其入侵行为，但苏联并未停止行动，反而于15日和17日再次发动进攻，终以失败结束。中方缴获一辆T62型坦克，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
毛泽东指出：“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双方展开大规模备战，全面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苏军数十个陆军师陈兵边界。8月，中国大批军队向北集结。不过，双方各有顾虑。9月2日，越南胡志明主席去世，中苏作为盟友都派出人员前去吊唁。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表示希望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中途虽有波折，但最终边界上双方军队不再互相射击，苏军也不再进入珍宝岛等地。中苏危机缓和的副产品是中美关系的改善。12月，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华贸易限制，这使得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中美苏三国关系由此开始新的整合。
这次战斗中被美联社、合众社称为“红色巨人”的孙玉国出席了4月1日在京召开的中共九大。他剧烈跳动的心令他登上人民大会堂讲台的双腿有些发软，他要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 500多名代表讲述珍宝岛战斗的整个过程。
远在沈阳的孙国珍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生是死。4月1日，她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报的中共九大，当她在代表名单中听到孙玉国的名字并最终确信这正是自己的丈夫时，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当孙玉国讲到3月2日全歼入侵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肃然站起鼓掌，全场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休息时，周恩来提醒他：“你在发言当中毛主席起来为你鼓掌，你要过去致敬握手呵！”“去向他老人家致敬握手？”“战斗英雄，勇敢些嘛！”
当孙玉国讲到苏军坦克被炸沉在中国内河时，毛泽东又站了起来。孙玉国壮着胆子走向主席台正中，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然后，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孙玉国兴奋地沿着主席台的左侧走去，那里坐着林彪、江青、张春桥、黄永胜等人，他高呼一句口号，行一个军礼，握一下手。他身材不高，此刻却显得异常高大。
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位同志“战斗英雄”的称号，给边防部队侦察连等10个单位各记一等功一次。孙玉国从连职提升为边防军副团长。随后，他在全国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他的“副”职也随之转正。1973年，孙玉国被直接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升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年仅33岁。
1974年，孙玉国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三期读书班——也就是“四人帮”办的所谓“虎班”。孙玉国在王洪文的亲自授意下，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迷信江青，把王洪文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7月1日，孙玉国被勒令停职审查。同年10月5日，免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年11月18日，按正团职转业，41岁的他被分配到隶属于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的兵工厂担任副厂长。1988~1991年，又先后调任3301厂和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职，他在新的岗位做出了新的成绩。退休时，他心灵的伤口早已愈合。当荣光退去时他才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感觉最好。2002年12月，孙玉国重回珍宝岛为战友扫墓。临走时，他说：“给我留下一块墓地，百年之后，我要和战友们在一起。”
1976，试看天地翻覆
1976年，犹如黎明前的黑暗。
22岁的王青春是河北省青龙县科委的一名干部，1976年7月21日，他从唐山参加完地震工作会议，心急火燎地跑回县里汇报：这次会议上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汪成民超越自己的职务权限，提出1976年7月22日至8月5日之间京津唐渤张地区将有5级以上的地震。王青春那本会议笔记本后来成为一份历史见证。青龙县县委于2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冉广岐拍板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要求全县干部必须在26日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个人”。青龙县 “如临大敌”，学生在操场上课、机关在防震棚上班、47万人晚上都睡在防震棚里、县广播台反复播放防震知识，全县一派山雨欲来的临战状态。
但，115公里外的唐山还在暴雨之夜酣眠，依然不觉，大震倾城……
这场被评定为里氏级、裂度11级的毁灭性大地震，在最初的报道中是里氏8级。青龙县倒塌房屋18万间，却无一人伤亡。可是，临近的唐山市万生灵再也没有从1976年7月28日的睡梦中醒来，除此之外另有万人受伤。
1976年是多事之秋，地陷之后，就是天塌。
睡在办公室的周启才9月9日凌晨5点再次被汪东兴的电话惊醒。汪东兴要他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汪东兴告诉周启才，通知李鑫也来这里。“那两件封存的文稿”，是周启才和李鑫起草于发生地震的1976年7月，一份是讣告，一份是悼词，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在毛主席住地附近的小路上，周启才见到了正在等他的汪东兴，汪东兴告诉他：“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5点。”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他要周启才快进去。
凌晨5点多接到电话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正泉。自从1月8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夜间就没有离开过办公室。杨正泉赶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一位副局长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政治局要求当天下午4时向全国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高速而紧张的运转，三位台长、副台长研究这一重大新闻播报的宣传预案、安排出最高规格播报：哀乐6分钟、《国际歌》三遍、如何宣读讣告、《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
下午4点整，正在忙着搭建地震棚的中国人都收听到了这则播报——搭建地震棚已是一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任务。下午4点06分路透社播报、4点07分是美联社、4点09分合众社、4点15分法新社。
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在9月18日下午3时举行，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
20多天后的10月初，北京和上海的民间，悄悄地传递着一句“千万不要往外再传”的话，“四人帮”这个词很快地在人群中嗡嗡地传开。甚至在上海还有人在匆匆忙忙间纠集起一支队伍想去北京支援他们的首领王洪文。这场风波被迅速平息，事实上，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被通知开会，随后被一一逮捕，史称“一举粉碎”——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韩伟与他天津歌舞剧院的同事们激动地上街欢庆游行，这在1976年10月的中国是最为常见的狂欢仪式。游行归来，大家惊喜欢地发现食堂已经为同志们准备好了饭菜和酒。韩伟一改滴酒不沾的习惯，饮酒赋诗。同事们听了马上要他编成歌词。这份歌词被寄到在北京探亲的施光南家里，几天后谱曲完成，施光南这首《祝酒歌》寄给了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
李光羲把庆祝胜利的颂歌唱得登峰造极，在《祝酒歌》中，华丽的装饰音歌唱的是“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八亿神州人民全部认同这年10月里的炸雷是一声“春雷”。
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26年后的一个拐点，由山呼海啸开始，以大地欢腾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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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77级”的中国
曙 光
万物蛰伏着的初春，万物待醒时的黎明，有清冷的寒意和透彻的暗夜；是清冷不是冰凉，是透彻不是浓黑，都只因为海平面上曙光已现；当阳光穿过清晨的雾霾，光明唤醒了万物，当阳光普照广阔的大地，温暖归于了春天。
1977，“77级”的中国
2008年3月17日，年仅53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而在此之前的几天里，他所在的辽宁省代表团门口一度挤满了记者。这位共和国的副总理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时他是安徽省定远县的一名知青。
1977年8月21日清晨，从北京长安街路过的人们都听到了沿途的高音喇叭里的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入秋后，26岁的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刘源在自已永安里住地不远处，找到一个邮箱，把一个信封上贴有4分钱邮票的信，投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他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并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儿子，当过兵下过乡又进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10天之后，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和另外9名工友高考报名的问题。在高考前一周，北京起重机厂这些青工拿到了1977年北京市高考考场的最后10个考号。
一封信争取来报名资格。政审表上父亲“刘少奇”、母亲“王光美”、本人成份从学生到工农兵占全了，其余各栏如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一律是“众所周知”。这4个字看上去有些情绪，却是事实。10年“文革”，中国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家庭的。
刘源1978年初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录取通知时，中国有万年龄大大小小、已经娶嫁生子的中青年人，也交上了好的###，进大学读书。他们是从1966年至1978年13届积累下的570万中国学生中的幸运儿（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恢复高考时，国家允许78届优秀生报考）。
一个非官方的统计表明，当年参加初试人数为1 200万，这个数字与老三届人数相差不多，570万只是最后步入高考考场的数字。这570万人后来有一个大号，叫“77级”。在2007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人统计过，从1977年至2007年间，高考为国家选材3 600多万人。高考改变了“77级”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1978年3月初，“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