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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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开创
挥　手
　　轻轻地挥手致意，告别的远不只“西天的云彩”，还有在经历之后，以坦然心胸面对的过往，和天安门前沸腾的人群，以及人群后四万万人民的目光。
　　1949，开创
　　1949年10月1日，新华社国际部26岁的编辑组组长李慎之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陪同苏联外宾参加开国大典，从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到晚上群众欢庆的海洋，极度兴奋的7个小时里，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脑海里只剩下一句话“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然而另一位才子准确地表达出了李慎之胸中无法述说的澎湃。《人民日报》从11月20日起开始陆续发表了胡风长达4　600行的颂赞《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于10月1日15时毛泽东主席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这是一个新的纪元，中华民族从跪着死到站着生。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同一时刻听到了那句十足湖南口音的宣告，对于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来说，这句在收音机过度杂音下的宣告听起来甚至是尖锐和刺耳的。这些天来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与夫人宋美龄的一次越洋通话，宋美龄在上一年的11月28日飞往美国请求杜鲁门总统的援助，至今还在美国，得到的只是礼节性的话语和“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比计划中的4亿美元更多的援助”。那台收音机仿佛是件不祥之物，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蒋介石又在巨大的噪声中听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事实上，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的照会就已发到中南海。就在随之而来的10月3日，中苏建交。
　　继苏联之后，第二个承认新中国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剩下的三个月中，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有25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与17个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当然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
　　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和兄弟，即使是蒋介石从前的战友、国民党###李济深，现在也站在毛泽东的身边。观礼台上这样的身影还不少。这不仅使蒋介石心中不安，就连毛泽东20多年的诗友柳亚子也无法理解。被毛泽东安排住在颐和园的柳亚子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表达他的不满，以至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给他带去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柳亚子毕竟不是政治家，他没有共产党人的胸襟和韬略，他不明白新政协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前国民党人，因此给自己徒增烦恼。
　　1949年10月，中国北方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但南中国还没有晴朗。湖南盘踞着白崇禧，广东也没有彻底解放，西南各省市如四川、云贵等最后的攻坚战正在开仗，国民政府还在广州。因此属于旧的时间体系里的人，坚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共产党不过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至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共产党人只能是0分。这也是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10月份物价在上半年持续上涨的基础上又猛烈上涨，所以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其实，稳定物价与发展经济也是中央政府此后几十年里再三遇到的问题。
　　一个国家在成立之初，几乎每一件新举都能震惊世界。11月21日晚8时许，200多辆摩托车和50多辆吉普车，驶向具有数百年烟花史的北京南城八大胡同，公安干部把各妓院的老板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妓院被封闭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扫黄行动，公安部长罗瑞卿根据当天上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下达命令。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夜之间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454名妓院管理者被集中起来，1　290多名妓女得到解放。此后，这些女子被送入“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等8个教养所，医治性病、转变思想、学习生产生活技能，弃旧从良成为健康的、靠劳动吃饭的人。上海等城市也效仿北京的改造经验，对妓女进行了从良教育。中国大陆在几年内全部消灭了娼妓制度。整个国际社会都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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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家国梦
毛岸英，为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正满28岁。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他曾在苏联学习长达10年之久，1946年回国后，在华北等地搞过土改，参加过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1949年又调中央社会部任俄语翻译。但无论担任哪种职务，他的真实身份始终被严格保密。
　　就在5月1日这天，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开始正式实行了。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婚姻的基本模式：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毛岸英是在1949年秋天结的婚，那时妻子刘思齐刚满18周岁。本来他希望婚礼能在1949年春天进行，但父亲毛泽东不同意，理由之一便是当时解放区的婚姻法规定，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方能结婚（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延续了这样的规定）。婚礼那天，毛岸英身穿一套当翻译会见外宾时配发的标准制服，新娘穿的上衣是灯芯绒布做的，裤子半新不旧，脚上的方口布鞋则是母亲张文秋新买给她的嫁妆。宾客都带了些小纪念品来，唯有朱德送的东西价值最高，是他自己一块戴了几年的日本手表。婚宴极其简单，但因为新娘是山东人，毛泽东特意安排一半是山东菜，一半是湖南菜，“恋乡思土，不欺公道”。
　　5月25日，毛岸英受毛泽东委托，到长沙为外祖母向振熙老太太的八十寿辰祝寿。随后他又去了老家韶山，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回京后，他向毛泽东讲起这趟行程中的见闻：“咱们家乡太穷了，有不少人家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听说还有的靠吃野菜度日，甚至用树叶、树皮、树根充饥。”回乡前，毛泽东给了毛岸英一些钱，但毛岸英发现，“这家给5元，那家给10元，简直像往大海里撒盐”。有个叫毛贻泉的乡亲找到毛岸英，说30年前毛泽东借他100块大洋未还。此时毛岸英已两手空空，只好找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求援，向他借钱替父亲还了债。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从6月30日起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的柴成文将军，后来这样描述那一天的情形：“火热的夏夜，朝鲜半岛上空乌云密布，惊雷滚滚，西太平洋卷起的狂风暴雨，笼罩着朝鲜半岛三千里锦绣江山。暴雨过后，茫茫白雾填满了天空。夜色还没有完全褪去，浩淼无垠的海面上，荡起层层涟漪，金色而美丽的早晨即将来临——时值1950年6月25日，当地时间凌晨4点钟，然而，与黎明一同降临朝鲜半岛上的，却是一场惊动世界的朝鲜南北双方的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随即宣布参战。
　　在从湖南回京的火车上，毛岸英听到了列车播音员朗读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6月28日发表的声明，对美国参战予以强烈谴责。但中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出兵的打算，人们的生活依然照着既有的轨迹运行。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重大转折，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指毛泽东）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毛岸英的生活随即因为这个决定而永久性地改变了。10月14日下午，他去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刘思齐，告诉她自己将去东北出差。实际上，他刚向毛泽东提出了入朝参战的要求，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这时，外界尚无人知晓抗美援朝的决策，京城气象还是一派祥和。毛岸英是蹬着自行车离开医院的，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路灯因为电力不足所发出的昏暗的光在秋风中显出一丝寒意。
　　毛岸英是11月25日牺牲的，他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美军飞机的燃烧弹将他所在的木板房化成灰烬。事后，依据一块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毛泽东要到1951年的1月2日才知道消息，刘思齐则被瞒了长达两年之久。得知儿子牺牲时，毛泽东抽了两根烟，对着窗外吟了首北周诗人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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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天下民生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偶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
　　1955年，董存瑞的故事被搬上银幕，一时间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故事被写进课本广为流传，他的事迹被军人当做思想范本，他的精神成为爱国题材。他的名字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但是，还有一位外国人的形象甚至比董存瑞还要光辉高大，受到每个年轻人甚至孩子的崇拜、敬仰，他是一个小说里虚构的人物——保尔？柯察金。事实上，保尔早已被当成自家人，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年初，山西机器厂装配车间前，一块鼓动板上挂着几个颗粒饱满的金黄色大玉米穗，旁边的桌子上陈列着蘑菇、核仁、桃仁，这是晋城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送给工人的礼物。汾阳县西阳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厂里工人来信说：“我们使用了工人老大哥生产的水车浇地，不但省了工，而且每亩产量由500斤提高到了800斤。”临汾机械修造厂工人李瑞德在洪赵县北段乡临走时，社员们给他披红插花，他兴奋地说：“农民这样热爱工人，今后一定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农具支援农业生产。”
　　4月，新疆天山脚下来了一支由920名年轻姑娘组成的特殊队伍，她们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不知谁在哼唱着《南泥湾》。她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参军，不敢奢望能冠以“女兵”这般崇高的称谓。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说：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陈毅将军曾说过：“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仅仅5年后，这支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近百名党团员，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成了母亲。
　　还是在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亚非29国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一起讨论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
　　亲身经历者司徒眉生（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汉语首席翻译）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与会的大部分国家（对中国）抱着疑虑甚至恐惧的心态在冷眼旁观，殖民主义者的造谣惑众当时还有一定的市场，有些国家在大会发言中居然对中国造谣中伤和进行攻击”，而“大会第二天，英姿勃勃的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坛作补充发言，立即引起各方注意”。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就这样，热烈的掌声将会前的“敌人”变成了会后的朋友。
　　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即《万隆宣言》），这次会议的健康精神又被称为“万隆精神”。
　　这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顾准在10月31日的日记里写道：
　　1955年，藉（借）着合作化与丰收，藉（借）着国际关系的新的动向，这看出来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切是联系得如此巧妙，如此艺术，这是毛主席的亲自参预（与）与集体智慧发挥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
　　过多的兴奋会使人疲劳，因此决定今后一周内再不去想这些兴奋材料。
　　可是，这一年的“这一切”再加上悠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向阳的英姿，金庸一试身手的《书剑恩仇录》，甚至美丽的《茜茜公主》，也无法“巧妙”或“艺术”地回避一个巨大的历史悲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