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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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队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中间走着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是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自己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傅锦魁时，他摇摇头。
“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
①即傅连璋。——译注
二
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两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太阳刚在山上升起就同红军大学三个教员打网球：德国人李德、政委蔡树藩和政委伍修权。球场里尽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险的，但是球还是打得很激烈。蔡树藩和伍修权同讲不了几句中文的李德讲俄文，我同李德讲英文，同蔡伍两人讲中文，所以这又是一场三国语言比赛。
我对当地的人的一个更加腐化的影响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带了一副扑克牌，到了以后没有用过，有一天我拿出来教蔡树藩打“勒美”①。蔡树藩在战斗中失掉一臂，但不论打球或打牌对他都没有什么妨碍。他学会打“勒美”后，很容易地就用一只手打败了我。有一阵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妇女们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赌博俱乐部来。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晚上你环顾四周烛光下的脸孔，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夫人。这就引起了旁人说闲话。
但是，对苏区道德的真正威胁是在保安学会了打扑克以后才出现的。我们打网球的四个人先开始，每天晚上轮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恶渊薮打。我们把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士都拖进了这个罪恶的泥淖。赌注越来越大。最后独臂将军蔡树藩一个晚上就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去了十二万元，看来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盗用公款了。这个问题我们用仲裁办法来解决，规定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提出十二万元钱来交给蔡树藩，但是蔡树藩必须把钱用来为还不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反正筹码都是火柴梗，而且，遗憾的是，蔡树藩买的飞机也是火柴梗。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很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当共产党已有十年，在湖南当铁路工人时就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去学习了两三年，还腾出时间来爱上一个俄国同志，同她结了婚。有时候他很不高兴地看着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条胳膊时会不会同他离婚。“别担心这样的小事，”伍修权教授这样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国留学生。“你再见到她时没有让你的传宗接代的东西给打掉算你的运气。”但是，蔡树藩还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给他寄一条假臂。
我接到不少这样办不到的要求，要我寄东西进去，这不过是其中之一。陆定一要我把出售共产党照片所得的收入为他们购买一队飞机，外加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徐海东要一对假牙补上他的缺牙：因为他陷入了情网。人人的牙齿都有毛病，他们都多年没有看过牙医了。但是他们的坚韧不拔精神令人钦佩；你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疾病，很多人患胃溃疡和其他肠胃病，这是多年吃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造成的。
从我个人来说，吃这种伙食反而长胖了，增加了体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厌，但这并不妨碍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我作了让步，用保麸面粉做馒头给我吃，这种馒头烤着吃还不错，有时我也吃到猪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为主——轮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过来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还有辣椒、葱头、青豆。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
一天图书馆来了一批《字林西报》，我读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巧克力蛋糕烘制法。我知道博古家里还藏着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猪油代替黄油，可以做个那样的蛋糕。因此我请李克农为我写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给我二两可可。经过了几天的耽搁，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领遭到怀疑和诽谤，许许多多繁复手续和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以后，我们终于从博古手里逼出了这二两可可，并且从粮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还没有把作料掺和起来，我的警卫员就进来了解情况，这个可怜虫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经过了一番公文手续，我最后又设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开始了伟大的试验。结果是不用说的。无论那一个有头脑的主妇都可以预见到发生了什么。我的临时凑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没有发起来，我把它从火上移开时，它的低层是两英寸厚的焦炭，顶上仍是黏糊糊的。不过外交部好奇的旁观者还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为里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费可惜。我大大地丢了面子，从此之后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请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顿“西餐”作为补偿。他有时候有办法弄到大米和鸡蛋，而且又是德国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国香肠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门口看到挂着成串的德国香肠。他正在准备过冬的存货。他也给自己砌了一个炉灶，教给他中国妻子——一个从江西同他一起来的姑娘——怎么烘烤。他给我看，马马虎虎做顿饭，材料倒是齐全的。只是粮食合作社（我们伙食是包在那里的）不知道怎么做。红军指挥员罗炳辉的夫人（长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脚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师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鸡蛋和白糖大概是这样搞到的。
但是李德当然不仅仅是个好厨子，打扑克的能手。中国苏区这个神秘人物是何许人？国民党将领罗卓英读了在江西发现的李德一些著作后称他为共产党的“智囊”，这有没有夸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苏俄有什么关系？俄国对红色中国的事务事实上究竟起多大影响？
①一种看谁把牌脱手快的游戏，像“争上游”。——译注
三
俄国的影响
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或整个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书的主要目的。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这里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谈一谈这种有机的联系和这种联系对中国革命史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本书就不免有所欠缺。
在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这在苏区固然是一个公认不讳、引以为荣的事实，在国民党地区也几乎同样是如此，尽管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在中国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体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很明显，不仅是作为一种哲学，而且是作为宗教的一种代替品。在这种中国青年中间，列宁几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爱戴的外国领导人，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例如，高尔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国作家的作品销路还要好，只有鲁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
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为了一个原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经派了成千上万名的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都到中国去，积极向中国群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然而多年以来，俄国人在中国却没有设立一所学校、教堂、甚至辩论会，可以合法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除了在苏区之外，他们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的。此外，国民党到处还积极加以抵制。然而在这十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
同许多念念不忘共产国际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红区里，俄国的影响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响大于直接参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和与苏联团结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由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加以撤销。在他们看来，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这成了在中国人中间帮助锻炼钢铁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炉，而在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不具备那种性格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亿万工人都在关心地注视着他们，到时候就会仿效他们的榜样，就象他们自己仿效大俄罗斯同志的榜样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说“工人无祖国”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这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小小根据地以外，他们还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这种保证，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营养的来源。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说，“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它愿意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忠实盟友。”中国的苏区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时候不论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与世隔绝，上面所引的那句用着重体排印的话，对中国苏区究竟有多大意义，西方人如果从来不认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是很难理解的。
可是我却是耳闻目睹，而且深有体会。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强大盟友的思想——虽然越来越没有得到苏联表示积极支援的证实——对中共士气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使他们的斗争有了一种宗教事业的普天同归的性质，他们对此深为珍视。他们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的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
我觉得这种思想已经显示出，它们能够改变中国人的行为作风。在共产党对我的态度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排外主义”。他们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资本家置身于他们之间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个中国地主或上海买办更甚。种族歧视似乎已彻底升华为不问国界的阶级对抗。甚至他们的抗日宣传也不是在种族基础上反对日本人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中不断强调，他们只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压迫者”，日本人民是他们潜在盟友。的确，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这种从民族偏见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