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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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偏偏崇祯的运气又不好，他在位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天灾，这直接造成了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使财政上的困难达到建朝以来最严重的地步，而崇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保必要的军事开支。
对于崇祯来说，这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他的爷爷、父亲、兄长留给他的又一个不得不背负的债务。明朝从万历后期开始，军饷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各级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内因，就是军饷拖扣。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这样既绝对倚赖军队，又恶意拖欠军饷的政府，拖欠期最长的竟然有十几年之久。这种情形到崇祯年间则愈演愈烈，因为如此，军队首脑为保持自给，只能暗中默许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抢豪夺，明军所至之处，烧杀抢掠之恶行，比流寇更甚。于是政府遗留给军队的问题又被转嫁给了民众。
崇祯年间的三大社会问题彼此在一起，纠缠不清，产生了恶性的连锁反应，那就是：关外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战事不断，军备开支增加；土地流失，农民无地可种，税收无以为济，使流民人数增多；天灾不断，人心流离失所，资源破坏严重。这些也是明朝自万历以来横征暴敛，残民以逞，忽视经济的恶果。其实任何有识之士都会明白，在这个时候，发展生产，降低捐税，抑制土地流失，让农业生产恢复正常才是正路。大明一朝，是农耕社会的代表，农耕社会里以农业为重，这个道理，朱元璋明白，张居正也明白，可是，万历不明白，崇祯比他们更好不了哪去。残杀阁臣，刻薄寡恩，这是史书上对于崇祯的评价，但史书往往忽略了一点：他其实是一点建设能力也没有的庸人！对于在他一朝出现的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如何把经济搞入正轨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弱智还真差不多可以赶上他哥哥天启了。
当农耕社会的农业被破坏殆尽时，当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以为济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崇祯做了一个极其低能的决定。他使出了他爷爷的招数，动用强蛮手段：推行毫无理性的“三饷加派”的制度。而提出这一制度并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祯后期继温体仁、周延儒以后最信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各有名目的，辽饷是针对辽东后金军的，剿饷是针对流民起事的，而练饷，名义是练兵之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军费。这三饷从里到外，体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经费难题，可惜的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赋税之外强行再征收这一部分。这样把政府遗留问题直接转加给老百姓，所以一经推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对，各级官吏因为有摊派任务，也叫苦连连。对这些意见，崇祯的态度就是：不听话者撤，再严重者斩！
三饷加派对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的腐败与战斗力低下并未能解决，过度的强征暴敛还把普通民众与基层官吏推上绝路，官吏不得不贪，人民不得不反，崇祯在政府财政问题上除了强蛮手段外，似乎一筹莫展。
天大地大钱最大（3）
明朝的财政如此紧张，但崇祯是真的没钱吗？错！其实他有钱。他的私银并不比万历少。一个月后，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在他的国库里搜出了白银三十七百万两，把李闯王都吓了一跳。这个情况，当时阁臣多数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针对欠饷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袁崇焕到杨嗣昌、孙承宗、洪承畴，历届军事首脑们都曾无数次请示过崇祯，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祯动私银救急，但是崇祯对此并无反应，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断然否认。
崇祯十七年（一###四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大军攻下太原等地，直奔京师。这天早上，内阁群臣早早的来到了殿内，以首辅陈演、魏藻德为首的大臣请求崇祯拿出“内帑”（就是皇上的私有财产）扩充军费。新年伊始，文官集团就撕下了脸，把目标瞄准了自己的小金库，以最敏感的问题刺激皇上，令崇祯极为反感，肚里不知骂了多少句“丢他娘”，但迫于形势，他只摆出一副苦瓜脸，大吐苦水，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小腆记年附考》）即使在最后关头，皇帝也不舍得哪出这笔钱，。除了用于自己观赏，崇祯从来没有拿出来做一次赏赐或是救急之用，群臣心中的滋味，自然可知。
两个月后，李自成军队继续挺进，崇祯想调吴三桂进京勤王，就此事问于吴三桂之父吴襄，吴襄言称，三桂手下有兵三万，崇祯问需军饷多少，吴襄答：一百万两。崇祯竟然不应。因为舍不得这一百万两银子，勤王之事作罢，也错过了一次保护京城的大好时机。
一方面是不断加饷，一方面是死抠着搜刮来的私房钱不放，这时的崇祯已经没有了一点中兴帝王的风范，其人品和天启、万历没什么两样了。即使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此人还如此吝啬自家的钱财。这种德行，用“朕非亡国之君”来遮掩，实在苍白无力。后人对些颇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杨士聪如此评价：“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碎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于？先帝（朱由检）圣明，岂不真见及此，徒以来年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矣。”（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财政问题不能合理的解决，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大动荡面前，更考验着统治者个人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与综合素质。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祯，在一连串的失误与挫败感面前，终于导致了他人格上发生裂变，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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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1）
前文说了，在用人制度，财政制度上，崇祯都变现得一筹莫展。他既没有能力阻止文官内斗，结党营私，又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无法阻止流民猖獗、军费开支困难的现状，至于军事上的部署决策与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个。
这个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实早就该亡了，即使没有李自成，亡国也是必然的。亡国之势，在崇祯冤杀前辽东督师袁崇焕的那一天就注定了，或者说，在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任阉党残杀辽东第一统帅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这哥俩儿象比赛一样，不遗其力的帮满清铲除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又都比赛似的为自己的江山充当了称职的掘墓人。
其实明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虽然一步步走向内忧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治与军事人才也在那个时候纷纷出现过，为明室天下能够多存在了几十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几个人的名字将会永远载入史册，他们是张居正、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惜的是，在这几个光彩熠熠的名字后面，还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是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这后面的几个充满了耻辱的名字，令前面的光彩人物一生注定活得灰暗而悲惨。
前面的几个人，是为后面的几个人相继清算的，他们一生的悲剧都是后面几个人造成的。尤其是后三个，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同样也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文官，清算这样的人，对于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来说，都本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这个最不道德的征程里，朱家爷们几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辽东军事败坏，后金能够占领天下，他们出的力不小。以至人们后来说起这段史事，无不悲愤，将之称为“自毁长城。”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过进士，既能行伍又能诗文。他们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带兵的军事体制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创造了这三人独特的儒帅性格。
他们也确实当得上儒帅这两个字。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很浓的儒家正统观念，从小受正统教育长大，忠君爱国思想浓厚，行为品行端正无私。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强人，在镇守辽东期间，他们继承了前辈徐达、谭纶、戚继光等人的遗志，将明室天下固若金汤的梦想忠实地贯彻了下去。为了修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他们也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前后几任辽东主帅，明朝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令清军多年来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甚至曾有议和之念。他们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保障，应该说，在精神与道义上，也是最具有威信的旗帜式人物，与他们相比，万里长城，不过是一道道砖墙而已，这些忠心耿耿的军事人才对大明来说，才是真正的长城。
但是，无能无知无情的几代朱家天子，再加上积年不断的阁臣内斗，一步步地毁掉了这道本来固若金汤的长城。
第一个被清算的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史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善左右骑射，性刚烈。无疑，从外形上看，这是一个楚霸王式的英雄，但其实不是，熊其实是一个标准文人。他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职。不过，与朝中的阁臣相比，他是常年接触军事的文臣，所以身上更多的是军人的特质。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廷弼的身上，这是最好的体现。这是一位具有文人清高品格与武人刚强作风的将军，明史上对他的评语是“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从熊廷弼开始，明朝的军人将领与阁臣间的分歧就开始出现，并一发不可收拾。
人们常用三起三落来形容一个人的宦海浮沉，在熊廷弼的身上，同样也有明显的三起三落，而每一次起落都与阁臣的内斗有关。
第一次起落在万历二十八年。文官熊廷弼受明廷委托前往巡按辽东，辽东土地广旷，熊廷弼针对此提出军队在此屯田地的建议，受到明廷的称道。于是，熊得以在辽东实施自己的军事抱负。像徐达、戚继光、熊廷弼这样的良将，他们不是靠打胜仗多杀人为资本，而是在军事上具有极高远见、在民事上关心百姓疾苦的建设性人才。熊廷弼在辽东数年，最大的贡献不是攻城夺地，而是以防守换来和平。当时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极差，且多以偷袭女真营塞为胜事，熊廷弼杜绝了这种急进短视盲目邀功的行为。他修城堡、建立防线，严整军纪，与女真族人建立关系，坚持“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攻略，辽东有他，局面为之一新，稳定了数年。
世间已无袁崇焕（2）
可惜，在一个已经习惯了纸上谈兵朋党政治的文官集团面前，实干性人才总是因为其稳健作风、特立独行的风范遭人诟病。性格刚正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因为与当时的巡按御史荆养高发生矛盾，熊廷弼被其拿一个小小的“杖死诸生”事件做引子，竟然被免去了职务，回家听候处理。
对于熊廷弼来说，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次被打压。世故圆滑的人，当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不过熊飞百却不是那一类人。他在家中沉寂的数年间，没有反思如何练成政治动物，而是仍然关注和研究辽东军事，充满了报效国家之情。
万历四十六年，女真族的新领袖，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的努尔哈赤突然起兵，攻打抚顺，辽东经略杨镐仓促应战，结果在抚顺附近的萨尔浒被打得大败，戚继光坐下名将刘显之子刘挺、武艺高强的大将杜松等人均阵亡，此战历史上称为“萨尔浒之战”
对于明朝来讲，此战的胜负是关键性的，由此开始，女真与明廷之间的战争攻守之势逆转，明廷为之震动。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这次也终于坐不住了，他挑选了人员去辽东。可是闻知努酋凶残，满朝竟无人敢来应征。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熊廷弼。论对辽东之熟悉，谁又能比得上他？
于是，熊廷弼第二次出山，再次进驻辽东。对这位能双手开弓的文人将军来说，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机。
熊廷弼带着文人的天真情怀与武将的英勇禀性走马上任了。他接任了因为兵败而满门被责罚的杨镐的职务。为了安抚这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将军，明朝廷赐予了他一个至高无上的信物——可以先斩后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