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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两宋王朝-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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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学“尊王道,贱霸道”的观念也非常强烈。打起仗来强或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否实行王道,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义。说得极端一些,行王道政治的结果,就算在武力上落败而导致国家灭亡,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仗打得再好,领土扩张得再大,却没有行王道,这样的国家便应该受鄙视。
  在这样的时代中,丁大全这个人却将理学所崇尚的道义践踏得不成模样。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或许可以说勇气十足。说得简单一点,丁大全是个发迹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发迹,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理宗皇帝这时候正宠爱一位名叫阎贵妃的女性,丁大全成功地巴结这位贵妃。这是他发迹的开端。进士及第——由这一点来看,丁大全的学问应该很不错。但他发迹的方法,在理学之徒的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那个家伙实在不像样!”
  “那种人还能算是士大夫吗?”
  “以那样的人物为宰相,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皇上任那样的人专横,实在也不对……”
  责难之声与日俱增。而丁大全对这一切却泰然处之。只要手中握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持的是这样的骄傲心态。这是每一个就权力宝座的人自然会有的态度。
  一个名叫陈宜中的太学学生,列举丁大全的奸恶事实,提出弹劾案。丁大全则以威权与之对抗。陈宜中的上书是由以他为首的六个人联名的。
  “这几个人结群成党,企图陷害身居枢要之位的人,以图自己晋升。这样的风气一旦兴起,对国家而言乃不祥之事。这班人应予严罚。”丁大全对理宗如此进言。
  “是吗?……好,关于处罚事宜,任卿裁决吧!”理宗回答。实际上,在丁大全进言之前,阎贵妃已对理宗说了不少学生们的坏话。上书的六名学生不但被开除学籍,并且遭流刑处分。在他们出发前往流刑之地时,国子祭酒司业(大学教授)们衣冠束带为他们送行。
  虽然这六个人被处流刑,但他们绝不是罪人——国子祭酒司业们以送行时的礼服表达这一点。这样的行为,彻底表现理学之徒的风骨。丁大全为之暴怒,在学校竖立起刻有如下几个字的石碑:
  诸生勿妄自议论国政。——实际上,这也是理学式的作风。
  不过,一般大众却站在受迫害的这一边。不久后,丁大全家庭传出丑闻。人们传说,他染指甚为貌美的儿媳妇。
  被处流刑的六名学生的人气日益高涨,世人称他们为“六君子”。
  宋代不分南北,学生一向有大谈国政的风气。北宋末期,就是因为学生强烈主张强硬对金,政府因而不敢以低姿态与金周旋。这成了北宋灭亡的原因。丁大全之所以弹压学生,或许是在这个想法之下做的决定。
  “今后还得与蒙古进行诸多外交折冲。在这种态势之下,千万不可因学生们硬直的书生论而出现误国之事。”纵使受批评也非得压制学生的言论不可——这是丁大全的想法。
  丁大全的前任史嵩之,就是因为受到学生的反对而被解除宰相之职的,理由却是出奇的简单。“史嵩之丧父而服丧期间未毕。辅佐天子者,必须以孝治天下,史嵩之无此资格。”这是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名太学生联名的上书,尽管理宗对史嵩之甚为倚重,却不得不将他解职。
  此外,还有都知事以杖刑处罚行恶事的学生,结果,学生们以“岂可污辱读圣人之书的学生”为理由而骚动起来,都知事也被迫辞职。
  考虑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丁大全对学生的制压手段,应该说是必要的措施才对。尽管如此,名声扫地的丁大全还是在开庆元年(1259年)被左迁至判镇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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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宰相(3)
由鄂州凯旋的贾似道,遂取代丁大全就任为宰相。过去为纨绔子弟(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的贾似道,作为政治家的表现似乎甚为卓越。人气对政治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对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举例来说,时常出入巷间、通达下情的他,常有观察侠客统率力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人气……没有人气就不能统治人民。——贾似道于是在成为宰相后,立刻赦免被丁大全处以流放之罪的六名学生,让他们重返京城。
  六君子归来!——除了在鄂州击退蒙古军的凯旋将军的名气,现在更加上六君子的救星,贾似道当然因此而人气沸腾到极点。赌博高手贾似道,的确是很能掌握人心的。
  成为宰相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增加教育预算,并且聘请有名的朱子学者到中央就任要职。动不动就起而骚动,并且弹劾政府高官,这是学生和学者常有的举动。如今,这两方人马都认为贾似道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了。
  自己阵营的人纵使有些差错,也不会严加批判,这是人之常情。贾似道周边有朱子学者以顾问身份随侍,倘若学生批判贾似道,就等于是间接批判他身边的朱子学者。贾似道以这个方法消除杂音,并且基于现实观点,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许多事情。
  南宋的政治,一切不可忘记与蒙古的关系。——这是他的信念。
  军事力量、财政实力——这两方面非特别充实不可。提高军事力量,应该由肃正军纪着手。经历过鄂州之战的他,深知将军私自占有战利品以及浮报战费为己图利这些事实。众将军以为贾似道对这些行径懵懂无知。实际上,贾似道的奸智远胜于他们,他很快就看出诸将作弊的手法。
  凯旋回京而就任为宰相后,他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处分了违纪的将军。国军军纪因而大获改正。在充实财政实力上,他也实行了相当果敢的政策。
  “我不喜欢做勉强之事,但不得已时还是会做。”这是贾似道的口头禅。
  如丁大全那样与学生正面冲突,弹压,这就是所谓的“做勉强之事”。贾似道也应该有话要对学生和学者说才对,然而他却以拉拢他们的手段,避免做出勉强之事。由于减少了政治批判,这一点起码使他的政治作为较易于推动。
  但由于别无他途,必定也有非做勉强之事不可的时候。为了要确保对蒙古作战所需的军粮,政府过去采取的是“和籴”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在农民的协力之下,廉价购买米粮。说是协力,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手段。政府因而得以每年确保八百万石军粮。这个方法当然颇受恶评。
  贾似道废止了这个方法,改为“公田法”:二百亩以上的土地,由政府收购其三分之一。成为政府的土地之后,再向农民收取田租作为政府的收入,用以购买军粮。对农民而言,这是和以前一样的作为,不过是将地主改为政府罢了。而其中,尤以廉价被收购土地的大地主最为不满。如果说免不了会给一些人带来不满,那就让少数有钱人感觉不满。因为士兵都是农民出身的——这是贾似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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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来袭(1)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贾似道的政治手腕诚可谓相当高明。从长居宰相之位达十六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个能干之士。
  忽必烈由鄂州撤退是1259年之事,而南宋于1279年灭亡,其间相隔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就有十六年是由贾似道指导着南宋的政治。
  蒙古这方面的情形是,订立前次回避的由正面攻打襄阳之计划,充分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忽必烈企图改变蒙古的国家体质。这是他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权力斗争获得胜利后下定的决心。这一方面是蒙古的支配家族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汉地蒙古”与“草原蒙古”的斗争。汉地蒙古的怱必烈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成功地切断草原蒙古的粮道。
  以少数人在分散的状态之下从事游牧的蒙古族,能以小集团方式求得生存。但如果要以大集团——也就是国家——的方式生存,必须得到来自南方的粮食补给。忽必烈之所以能使弟弟阿里不哥屈服,正是因为他使敌对的一方陷于饥饿状态的结果。
  获胜的这一方也有所反省。“游牧即使能建立国家,也不能维持国家。”忽必烈在重臣面前如此宣言。
  执著于游牧形态的诸重臣,由于大半跟随阿里不哥而失败,因此,在获得赦免后,已丧失发言权。所以,“订定国号”之议被提出时,也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形下获得通过。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也。
  汉文诏书中有此记载。
  自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各王朝、隋、唐以至于宋的各朝代的帝国创始者,都以第一次受封为王的土地之名为国号。在草原游牧的蒙古人,虽然有过像王罕那样获得称号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受封过土地。因此,元不是以地名为国号,而是使用取自《易经》的卦名。元之后的明和清,也都向它看齐。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讨灭南宋不可。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我们暂且把眼光移向东方,看看当时的朝鲜半岛情况如何吧!北宋和南宋都以中华帝国自称,然而威令却都未能及于全部大陆。连现在的北京,在北宋时期还归辽所统领。宋的国力未及于朝鲜半岛,更是自不待言。蒙古兴起,将兵南下后,强大的外来势力才开始进入朝鲜半岛。
  于成吉思汗时代,朝鲜半岛的高丽处于两大势力双重支配的局面:一方是往年为金国将军,后来独立的蒲鲜万奴;另一方当然是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每年由高丽取得为数庞大的贡赋。
  成吉思汗展开西征后,蒲鲜万奴故意对疏于情报搜集的高丽传达了如下的捏造情报:“成吉思汗远征到遥远之地,据说现在已生死不明……”
  “既然没有了成吉思汗,我们干吗要怕蒙古呢?”高丽于是在鸭绿江袭击取得贡赋正在返京途上的蒙古使者,并将之杀害。蒙受这等暴行的蒙古会有怎样的报复,知道草原规矩的人,一定看得出高丽的前途黯淡吧?面对蒙古军压倒性的攻击,高丽军可谓不知所措,最后只有放弃国都,王室、要人以及军队全都移到江华岛。
  草原的王者有一个大弱点:擅长马战的蒙古军,碰上水战却完全没辙。要攻击江华岛,必须使用水师,而这是蒙古军最不拿手的事。高丽壮烈之极的抵抗,因此得以持续三十年之久。
  迁都江华岛,等于是高丽对蒙古的宣战。高丽决意如此做,与其说是国王的旨意,毋宁说是出自于权臣崔氏的决定。
  蒙古对这个挑战的报复,令人闻之毛骨悚然。蒙古宪宗蒙哥四年(1254年),蒙古铁蹄蹂躏高丽,俘获了二十余万男女。据说,当时被杀死的人数都数不清,逃至江华岛的高丽首脑阵营因而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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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来袭(2)
——这样下去,高丽国民会全都死光。
  ——没有人民,国家还能成立吗?
  ——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他们埋怨使生灵涂炭的要人们在江华岛上过着悠闲的生活。呻吟之声已经响遍全国。
  ——不,我们并没有过着悠闲的生活。我们是为了维系社稷,才据于江华岛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为受难的国民做了些什么?
  ——当时应该与蒙古继续交涉。是谁主张切断一切交涉,迁都江华岛的?
  ——为了体恤受难的人民,赶快与蒙古恢复交涉吧!
  这个声音越来越喧腾。
  蒙古对高丽的要求包括下列几点:
  一、恢复断绝了的贡赋。
  二、国王出江华岛。
  三、国王或太子入朝。
  不久,江华岛发生政变,原来,王室对以强硬手段实行迁都的崔氏产生反感,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崔氏原本就是以掌权者身份压抑着王室,对王室而言,崔氏是实质上的夺权者。最后崔氏终因政变而被推倒,王室与蒙古之间因而恢复交涉。
  最后决定的是,高丽太子倎跋涉千山万水前往访问蒙古皇帝,以做辩白和谢罪。依照预测,太子很有可能被留下来作为人质。由于蒙古皇帝此刻正远征四川,太子倎因而朝向该地出发。当他脚步沉重地来到甘肃六盘山时,接到“皇帝蒙哥已死”这个情报。
  蒙古皇帝(可汉)死后,一定会展开继位者的斗争。太子倎遂决定先回高丽再说。来到襄阳附近时,他刚好和在鄂州与贾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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