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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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周恩来还具有其他中国人的品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它来自中国人民享有的几千年的优越的文化传统。然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有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这种认识与过去两个世纪中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愤懑是结合在一起的，使他们对外交上丧失尊严的现象极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罗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学毕业生，香港居民。他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寻常的了解。他曾概括地描述过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1965年，我问他：如果美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共产党中国人会作出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说：“你们要承认‘我们’？”接着，他又以怀疑的口气说：“你完全错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会承认你们。”1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对中国民族尊严受到藐视时何等的敏感。他当时是中国的代表；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则是美国的代表。杜勒斯曾经告诉记者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与周恩来才会见面，这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会议前夕，杜勒斯与周恩来都提前到达了，而且相遇了，周恩来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一摇脑袋，走出房间，使这位中国外长受了侮辱。六年之后，周恩来对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温色。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杜勒斯对周恩来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死了；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久又将与美国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大陆中国和苏联还结成了旨在对付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我很清楚，这件事确实伤害了周恩来的感情。因此当我第一次到达北京时，我一走下飞机的舷梯，就特意一边向周走去，一边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为我访问中国时最值得纪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自信心又使他们能够转而进行认真的自省，而不至于对自己的缺点感到不安。在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断地提到有必要了解和克服他们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就提到出席会议的双方人员平均年龄的巨大悬殊，说：“我们的领导层中，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类似的是，当我们游览北京十三陵时，一个低级官员特意吩咐一些孩子穿上鲜艳的衣服，还教他们在我的一行到达时应该怎样做。
周恩来对此表示歉意，说：“有人带了一些小孩来这儿，是为了点缀陵墓的风光，造成一种假象。你们的记者向我们指出这一点，我们承认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愿意文过饰非，而且已经批评了当事人。”在我们访华的过程中，我情不由己地想起赫鲁晓夫的高谈阔论是多么装腔作势，而中国人的待人接物又是多么平易近人。其实，赫鲁晓夫的吹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自卑的心理；周恩来机警的自我批评则是自信心充分发展的明显表现。我知道，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但在事实上，这表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的绝对优势坚信不疑。凭借这一优势，他们总有一天会战胜我们和其他人。
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记者弗雷德·厄特利说，周恩来是一位“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西奥多·怀特承认，他“对周恩来的品德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对周的判断也没有任何疑问”。一位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说：“应该说，他是我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见过这位无情的政治家和并朱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则把周恩来描绘成另一种类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担任过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曾经对我说，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安然离去了。
四十年代曾经与周恩来打过交道的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您把周的姓读成‘乔’了。嗯，他对我来说，确实象一位姓‘乔’的，丑怪的人。我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与他决裂。但忽然之间我又发现，我错了。对他没有用的东西，他是不会承认一是一、二是二的。”
国民党一位曾经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也对我说过：“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因此认为谈判双方也许都应有所让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疑这个人了。他虽然可能是真诚的，但他也不会被他的政治偏见完全蒙住眼睛。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在他的话里没有丝毫道理。最后，我发现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演员。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使他的观众也跟着他笑，跟着他哭。但是这些纯粹是在演戏！”
当然，周恩来这两种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总是根据他的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来处理问题。他之所以讨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几乎也都是为了增进他的国家的利益。
但是，如果为了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弃信守，他可能也会无动于衷地离开同伴。在和我们的关系中，周恩来信守与我们的协议中的条文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友谊，相反，他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才与我们建立友谊的。
在延安就认识周恩来的西奥多·怀特许多年后写道，他过去对周恩来的信任是绝对的。他将周恩来的两种形象联系在一起，概括他说：周恩来“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英明而又无情的人物一样，在行动时果敢而机智，象猫扑老鼠一样。他非常果断，能够凭自己的行动冲出一条道路。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热情的、和蔼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礼的人。”
周恩来把儒士的个人品德和列宁主义革命家的冷酷无情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个性特别适合于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象台金钢一样……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种金属都要坚韧。共产主义制度总是奖励善于施展诡计的人，同时毁灭进行妥协的志士。周恩来的政治天才，在于他能够成功地同时扮演斗士和调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尽管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俱使这一信仰极端化并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来出身于官僚家庭，这种背景也使他有别于他的同事。这个家庭植根于旧中国的为人处世之道，家族里的成员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读古书，以便进身仕门，保持若干世纪以来在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地位。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便摒弃了旧社会的哲学信条，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社会在文化上给他留下的影响，他自己也从未想到要摆脱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过去的尊重，即尊重旧社会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周恩来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他经常承认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1941年，国共两党为了重建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谈判。休会期间，周恩来对一小群人讲了话。大家寂静无声，周恩来以动人心弦的话语表达了他的负疚之情。
他说，他希望打败日本人之后，能够回到他母亲的坟前扫墓，这使在场的中国心埃”抗日战争期间，周的父亲由于走投无路，只好写信向他当时业已出名的儿子要钱。周立即从他微薄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钱，寄给他的父亲。194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周按习俗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了一则讣告。我猜想，此举一定会使他的同事感到疑虑，甚至吃惊。
在我们1972年的历史性会见的若干年之前，周恩来就告诉过一个记者：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美国的过错。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都是会受到欢迎的，但这必须对等。他接着说：“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又强调：“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把孔子的话当作权威加以引证，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对周恩来而言，这又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或治理国家的上等人所应有的品德——聪明、自尊、文雅、和蔼、果断和坚毅。
这些品德使周恩来在处理政治关系时大得裨益，也有助于他和竞争者们和平共处达半个世纪之久。一度曾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说，周恩来在党内派别之争中能屈能伸，而且是一个成功的调和者。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圆滑的人”，“属于处世随和，会交朋友，不走极端，总能适应生存环境这一类人。”
他具有的这种儒家精神的美德，也使他赢得中国人民对他的永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了“我们敬爱的领袖”这个称号的社会活动家。群众对他的热爱，在中国的政治上也变成了一股绝无仅有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的仪式上，江青这个极左分子无礼地拒绝向周恩来的遗体脱帽致敬。当电视转播这一镜头时，一群在电视机旁观看的广州居民喊了起来：“揍死她！”
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周选定的副手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位已故总理。这一讲话后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极左分子在一张大字报里要求毛泽东谴责这个讲话，并说：“这个悼词必须撤消”。毛泽东当时虽然在政治上同情极左分子，但据说他这样回答：“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人民都是会反对的。周恩来的悼词不能改。人民不会同意改。”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周恩来对一些残酷的事件习以为常。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它的拥护者们相信历史最终将导致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任务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由于他们这么看待自己，所以回避了对所有道德问题的考虑。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犯的罪恶，都认为是难免的，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
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当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时，问题也跟之而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也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动。在分歧中，双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不管哪一方错误，它都是在“阻挡历史前进”。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杀身之祸。
周恩来在政策和政治问题上喜欢运用策略，而不是进行无情的压制。作为一位总理，他推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有些作对了，很多则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会动乱，不象他的政治对手们——他们以强迫的方式，经常进行过多过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会的动荡。激进派要求在一千年内才能办到的事情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大功告成。周思来不顾他们的反对，始终如一地推动着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计划。
在中国政治上变幻无常的各种联盟中，周思来不动声色地行使着权力，而且收效颇大。他从未给他的同事们留下想要争得更大权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泽东庇荫的强硬路线分子为核心的帮派形成以后，周思来虽然对这一伙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儿，但他仍然能与他的对手们共事。在这种情况下，他韬晦以待，直至这个帮派陷于困境。这时，他的支持与否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会立即转而加入奉行更加温和的路线的对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将党内斗争升级到采用暴力，周恩来也会跟着干。在宣布美中恢复外交关系后不久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