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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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从前，监狱里关了一些人，其中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谦卑的小犹太人。这个犹大人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小人物，名叫皮尼亚。”他接着说，他们决定推选一位领导人，以便分配食物、茶叶和烟草这类东西。那位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傲慢地建议说，他们应当推选那个卑贱的皮尼亚，于是他们就选了他，并且很快就决定挖地道越狱逃跑。但是，他们意识到，枪打出头鸟，看守会首先向第一个逃跑者开枪，看来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赫鲁晓夫随着情节的发展，提高嗓门说，“突然，这个小犹太人——皮尼亚挺身而出，说道：‘同志们，你们既然用民主方式推选我当头头，那我就该头里走’”。
赫鲁晓夫继续说下去：“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无论一个人的开端是多么卑下，但他毕竟取得了显赫地位，当然是通过选举上去的。”然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停了片刻，又画龙点睛地说：“那个小皮尼亚就是我。”
像所有打比方一样，皮尼亚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骗人的。当然，赫鲁晓夫既非通过民主方式选上去的一体，共同胞，因而人应该爱及民胞与万物。又以为君主即，又非勉强地强行攫取领导职务的。为了攫取苏联最高权力，他与人拼搏，向上爬，施展阴谋诡计，进行欺骗、恐吓并谋害别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皮尼亚从出身微贱到掌权，远非像赫鲁晓夫的经历那么令人惊讶。赫鲁晓夫在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前，当过猪倌、煤矿工人和管子工，直到二十来岁还没受过正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同僚和全世界人士都对他估计不足。1957年当他巩固了所掌握的权力时，人民如果忽视或小看这位农民沙皇，那是危险的。
尼基培·赫鲁晓夫有最粗俗的幽默感、敏捷的智能、为达到目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残暴意志。在这些方面，我所遇见的任何领导人都会自叹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就是他筑起了柏林墙，这是历史上第一垛旨在阻挡人民而不是抵御敌人的墙。
就是他曾残暴地镇压匈牙利人民反对共产党统治的起义，我在1956年曾斥他为“布达佩斯的刽子手”。
就是他把导弹部署在古巴，而后又放弃原来的主张把导弹撤走时，还要迫使美国保证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出其导弹，并不再支持那些威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圣地——古巴的人。
就是他力图通过其代理人帕特里斯·卢蒙巴攫取刚果，并在黑非洲和整个发展中世界发动强大的苏联攻势。
就是他开始大规模扩建战略核武器，最终使得在古巴危机中15比1的苏联劣势转为今日明显的苏联优势。
就是他与肯尼迪总统签订了一项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揭露了笼罩在苏联的斯大林个人迷信。他通过“和平共处”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使俄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重大步骤。
就是他剥去了斯大林的神圣的外衣，从而持久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最主要的是，就是他首先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主义遭受最大的挫折和最意味深长的地缘政治事件负责：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的破裂。尽管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成绩，也提出了不少创议，但他可能以最大的失败者载入史册：赫鲁晓夫失去了中国。
在我遇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唯独强烈地不同意尼基塔·赫鲁晓夫。然而，他在有效地、首尾一贯地行使其粗暴的权力方面，赢得了我的勉强的尊敬。许多入会承认，他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一个不祥的能干的魔鬼，对此，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异议。
赫鲁晓夫在1953年首次出现在苏联最高领导层时，我还是个副总统。西方许多人迅速对他做出判断，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不准确的。他们习惯于对斯大林这样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是稳重、秘密的操纵者，他们在幕后牵线，操纵事件的发展。体形滚圆的赫鲁晓夫一跃而到了舞台的中心，他那种无拘无束的举止、轻率的声明、装腔作势夸夸其谈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打破了旧的模式，以至于许多人不把他当真。
《生活》杂志给他贴上了“不重要的小人物”的标签；《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冠以“一个平庸的文职人员”的称号以及“一个不出色的光知干重活的粗鲁汉”：《时代杂志》称他是“维德维什涅茨”，也就是说，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和训练，但他一直是被每桩历史事件“推向前进”的幸运儿。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赫鲁晓夫给斯大林擦皮靴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去穿那双靴子代替他了。在他初次离开苏联去贝尔格莱德访问时，他的举止对提高他的形象也帮不了多少忙。他粗鲁、未经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然是不相称的。
报界曾以描写他闹饮作乐一事而取笑他，认为与斯大林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轻量级运动员，在位的日子长不了。
华盛顿社交界中那些半瓶醋的外交政策业余爱好者连同职业外交人士，都低估了赫鲁晓夫。当时，有人对我说，他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饮酒过多，说一口“糟糕的俄语”。有些观察家简直不明白，赫鲁晓夫说话的句法混淆不清、服饰过时以及谈吐、举止粗俗，竟未能降低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所起的作用。由于受到人们的风度和教育所产生的过分深刻的影响，他们忘记了优雅的风度不一定使一个人成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在政治家风度方面，重要的不是这个人的外表，而是他内在的东西。除非政治家有着经过锤炼的内在的力量，否则，无论他的外表多么雅致，他也不会取得成功。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台是俄国式的美国克拉贡参议员。在一年一度的“五一”节阅兵典礼上，苏联最高层领导成员在武装部队通过时，面上毫无表情地观望着。但是，当一群喷气战斗机在头顶轰鸣着掠过时，赫鲁晓夫在观礼台上又蹦又跳，拍拍尼古拉·布尔加宁的背，如同一个小孩拿到一套新鲜玩具那样露出欣忭的微笑。在他观看喷气飞机时，赫鲁晓夫没有莫洛托夫那种冷冰冰的庄严的举止，但这并不是说他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不那么冷酷无情。
赫鲁晓夫的品格是在斯大林绝对掌权的年代里锤炼出来的。斯大林有两种部下，一种是爬得快的，一种是被整死的。
他杀死自己的人民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多，他应对此负责。安东·安东诺夫·奥夫钦柯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真相》一书中，估计被杀的人数是一百万，其中包括斯大休自己的妻子和列宁的遗孀。在那些岁月里，只有那种具有冷酷无情的才能和有搞阴谋诡计天性的人才能活下来，并且爬到了最高层。
赫鲁晓夫为了向上爬，就必须具备才智、顽强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取得政权后不久，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在共产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任何幸存下来并爬到最高层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说得对。一位有洞察力的西方外交官曾说过，赫鲁晓夫是一个有“钢铁之心”而外表看起来优柔寡断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当时我去苏联是为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同年晚些时候，在他访问美国时，我又一次见到了他。
1959年7月我动身赴莫斯科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自1950年以来，每年都要通过这么一个决议案。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该决议案中规定的公告，敦促美国人研究被苏联控制的国家所处的困境，并保证支持这些国家的正义的愿望。
赫鲁晓夫是仅在我自美国抵苏联之前九十分钟，才从波兰回到莫斯科的。波兰人民抱着冷淡和蔑视的态度接待了他。总起来说，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是紧张的。赫鲁晓夫一回国，就立即在机场发表一篇强烈谴责被控制国家决议案的讲话。当我的飞机着陆时，受到了冷淡而符合一般礼仪的接待。福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发表了一通冗长而又措词强烈的欢迎词，但既没有乐队奏两国国歌，也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很明显，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举行我们第一次会晤。当我走进去时，赫鲁晓夫正在房间远处一个角落里审视着苏联人几个月前发向月球的月球卫星的模型。
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它好象是个特大型的棒球，而他的双手显得很小。他跨着无节奏的步伐向我走来。他的个子比我预想的还要矮，身高不超过五英尺六英寸。身围肥宽、两腿粗短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使他显得矮胖、笨拙。当我们招手让摄影师照相时，这位六十五岁的苏联领导人握手强劲有力，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体格强壮和牛一般浑身是劲的人。
赫鲁晓夫当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和蔼可亲地和我聊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扫视着室内每个角落。他有一副圆脸、厚嘴唇、坚实的颚头、狮子鼻和高颧骨，显得生气勃勃。
他对我约于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说表示赞赏。他说，他欢迎我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种和平竞赛。然后，他挥手示意摄影师出去，让我在长型会议桌前与他面对面地就坐。
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他提高了嗓门，就被控制国家决议案开始了长篇激烈的演说，宣称这是严重的“挑衅”，是愚蠢的和威胁性的决议，还不时用拳头在桌子上砰砰乱敲。他要求知道，战争是否是我们下一步要采取的步骤。他说：“在此以前，苏联政府认为，国会决不可能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但是，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尽管已死，但他的阴魂还不散。
对此，苏联不得不时刻准备着。”
我向他解释，该决议案是表达美国的看法，而不是要采取行动的号召。我试图接着谈其他题目，但赫鲁晓夫没有这个准备。我终于说了，在白宫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要中断看来无法取得结果的冗长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们已经揍死了这匹马，现在，让我们换一匹吧！”
在翻译过程中，他毫无表情，但决定对这个问题还要再试一下。他说：“我同意总统的说法，我们不应当揍一匹马花那么长的时间。但我仍不明白你们国会为什么在这个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要通过这么一项决议。”至此，他还满脸愠色，疾言厉色地喊了几句我感到是相当粗鲁的话。后来成为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而当时是他的泽员的奥列格·特洛扬诺夫斯基的脸红了起来。显然，他感到尴尬，并看了看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
这位大使懂俄文，他泛泛一笑置之。过了几分钟，这位译员翻译说：“这项决议名声很臭，象是一堆刚拉出来的马粪发出的恶臭，没有别的比这味儿更难闻的了！”
在翻译过程中，赫鲁晓夫一直盯着我。我决定要诱使他摊牌，让他自己讲条件。我想起了情况介绍材料中说，赫鲁晓夫在青年时期当过猪倌。我还回忆起我童年时，人们广泛使用马粪作肥料，但是，有一回一个邻居曾使用了一筐猪粪，恶臭熏天。我一边直视赫鲁晓夫的眼睛，一边以交谈的口吻答道，“恐怕主席弄错了。有一种东西却比马粪还难闻，那就是猪粪。”
翻译后的一刹那，赫鲁晓夫欲怒未怒，两侧太阳穴的血管看来随时会胀裂。然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点你是对的。”“所以，也许你说得对，现在我们该谈别的问题了。然而，我必须告诫你，你在访问期间将会听到关于这项决议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而很少在其他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信守诺言的。
我难得象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高级会晤那样作如此充分的准备。经过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第一次会晤后，我认识到，没有大量的事先工作能使我完全准备好与赫鲁晓夫的会晤。他对此根本没有预料到。什么礼貌、礼仪、旅行计划对他来说都等于零。在我整个访问过程中，他常常对我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在美国电视台模型的摄影机前奚落美国，在美国厨房模型的洗衣机前用核导弹威胁西方，在感到惊讶的尼克松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眼前，他把一个社交性的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