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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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擎的同温层飞机着陆了，它沿着跑道滑行，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舱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邱吉尔一人出现在舷梯顶部，他戴着一顶珍珠灰色的汉堡帽。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这似乎是因为他肩膀萎缩，大脑袋直接装在他的身体上，仿佛根本没有脖子一样。实际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正如你不会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奥多·罗斯福看成“斜人一样，你也决不会想到把他看成是一个“斜人”。
他的助手们围着要帮助他走下舷梯。邱吉尔迅速环顾国周，看到了下面的欢迎场面和摄影机后：他拒绝了任何帮助。
他拄着一根金头手杖，缓缓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过风，枪每走一步，都十分踌躇，显然对自己没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约一半时，他注意到有四个空军人员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还了礼。
我们握了手，他说第一次见到我非常高兴。象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的握手并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在向国务卿杜勒斯问候之后，他径直走向摄影机和麦克风前。没有等我致欢迎词，他就发表他的到达讲演。他说，他非常高兴地从他的祖国来到他母亲的国土（显然是指他母亲是美国人）。在结束讲演时的热烈鼓掌声中，他作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形手势，然后转身大步向我们乘坐的驶向白宫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车走去。我辛辛苦苦地准备的讲话始终没有用上，但似乎也没有认为这是被遗漏的。
当我重读那天我记的日记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最近中过风的七十九岁的老人，刚刚乘坐了一夜螺旋桨飞机飞越大西洋后，在我们去白宫的三十分钟内，居然还能如此出色地应付那么多的问题。他一直在不停他说着，不停地向道路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
他告诉我，他曾关注过我数月前的东南亚之行。他特别欣赏我在马来西亚逗留期间到乡下去访问在那里与共产党叛乱部队作战的英国军队。当我告诉他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和其他为英国殖民地和缓地向独立过度而作出努力的军官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当他们准备好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之后，我们才给他们独立就好了。”四年后我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示了仍在关心这件事。
然后他又评论了我亚洲之行访问过的印度支那的局势。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应该作出决定：他们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对此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责。他一边向人群挥手，一边打量了我一下说：“他们却作出了要参与但不是全力以赴的决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向群众微笑了一下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副总统先生，世界处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终究是次要的，报纸上总是把实际情况作了夸张。”
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交谈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很清楚，他在向我并通过我向政府发出信号，他想要度过难关。两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伦敦时曾就印支问题与邱吉尔举行过一次令人不愉快的会谈。报纸随即发表的有关此事的谣传，使英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当雷德福敦促邱吉尔帮助法国保住法国在印支的殖民地时，邱吉尔显然生气了。邱吉尔粗暴地责问道，试想英国人不曾为自己保住印度而战，为什么他们必须为法国能够保住印支而战。雷德福不象极有外交经验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国拒绝与我们一起努力去击退共产主义者在亚洲的侵略，国会可能对“英国不满。
对此，邱吉尔生硬地回答道：“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邱吉尔不愿意提议在印支反对越共，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中国会进行干预。他想这样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战争，使苏联卷入，并使欧洲成为战场，使英国成为一个目标。可是当雷德福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这次会谈时，总统感到意外和震惊。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种种艰难曲折，却是进行反抗的象征的邱吉尔看来在东南亚几乎甘心于失败了。
邱吉尔继续向群众挥手致意时，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严重关注。他说，对我们来讲，谈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来进行报复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与核武器有关的“压倒优势的集中”的理论使他担心。
当我告诉他，我刚刚读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他评论说，在罗斯福逝世前四个月的那段时间里，他和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了解。接着，他令人吃惊地直言不讳：“罗斯福总统病倒，杜鲁门总统突然就职时，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脸变得极其严肃，再次不顾人群而转向我说：“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司令官当他知道自己病了，并且可能不久退出舞台时，他应该使自己的副手及时了解情况。”
现在我们离白宫很近了。我说，读完了他的回忆录后，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国接受他的建议，对南欧“软腹部”地区发动一场进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诺曼底发起这场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在我们进入西北门时，他淡淡他说：“也许会轻而易举地得到维也纳。”
邱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的私人日记里关于英国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的健康状况中披露，邱吉尔有时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场，凡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感到他有病痛。对于重大事件，他总是不知怎么地能够打起精神处理好。
尽管在整个访问期间，正式会谈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尔对为他举行的冗长的、有时我认为是乏味的宴会似乎总是很高兴的。他是这样一类少有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们喜欢闲聊似乎就象喜欢谈论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样。由于他有午睡的习惯，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保持这种习惯，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擞。
在白宫的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只在邱吉尔似乎难以切开肉时帮他一把。她关切他说，白宫的刀子不很锋利。席间，杜勒斯用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向客人敬酒时，尼克松夫人间邱吉尔是否喜欢品尝一杯，他说不喜欢，接着又说道，他通常是在早上八点半喝第一怀威士忌，而晚上则喜欢喝一怀香槟。
宴会上，邱吉尔的话题是他过去的经历。尽管在谈话中，他没让别人插话，但从不显得粗鲁无礼。就象麦克阿瑟一样，邱吉尔滔滔不绝的独白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致在他成为主讲人而不让任何别人插进来时，谁也不会对此感到不满。尼克松夫人后来告诉我，邱吉尔是她在晚宴上所遇到过的最有趣的客人之一。在他重述他在布尔战争中的戏剧性的冒险活动时，他使艾森豪威尔夫人听得入了迷。
我得到最好的机会去观察我们令人生畏的客人是在他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是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男子宴会上。由于外交礼仪，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没能出席，所以我就是最高身分的美国客人。
大约十五分钟后，邱吉尔来到我们中间，他向每一个客人致意并站着谈了一会儿，但是当国防部长查里斯·威尔逊打算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讲述一件事情时，邱吉尔特意地向一张椅子走去并坐了下来。我也走了过去，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并且说：“我觉得坐下来比站着要好一些。”
在宴会中，我问他三天繁重的会谈日程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说，除了几次“临时眩晕”外，他觉得这次会谈比其他会谈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说：“一经接触你们这个位于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国家，我似乎总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复生气。”
后来话题转到假期计划。他说他将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说：我总是坐飞机旅行，因为我晕船。他用一种严峻而又引人发笑的眼光凝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当你岁数再大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晕了。”当时我是四十一岁。
邱吉尔不仅是一个非凡的历史创造者，而且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发现在不描写他自己直接参与的事件时，他是一位优秀的作者。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远远超过了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反应和观察常常通过故事形式进行叙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报道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后果》和《东方阵线》，前者描述了凡尔赛和平会议，后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后的两年内写成的。在这两本书中邱吉尔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这两部多卷的历史著作中，邱吉尔充分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邱吉尔在访问华盛顿时，对美国内战的兴趣总是与日俱增，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评述道，依他之见、罗伯特·依·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应该有人“把李为了与南部站在一起，拒绝指挥合众国军队后，骑着战马横渡波托马克河这一难忘的景象记录下来，织到挂毯中或画在画幅上。
他说，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终于来到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指出，他的军官们把他们的马匹作为私人财产并讯问是否允许他们各人拥有马匹时，格兰特说：“让所有的人都牵上一匹马，士兵、军官都一样，他们需要马匹去耕种土地。”此时邱吉尔环顾一下听得入了迷的人们，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生活在贫穷和战争中，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行动！”
我问到关于他与接斯大林班的苏联领导人之间进行会谈的看法。他说，西方必须有一个实力政策，决不能以软弱的地位同共产党人打交道。他对我说，他期待着访问苏联，但他不会作出任何束缚美国的许诺。
他指出除了战时的联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说：“确信美国人民会信赖我这个了解共产党的人又是一个反共战士。”他在结束谈话时说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对共产党的事和麦卡锡所作的一样多。”还没等我说话，他咧着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说：“当然了，那是个私下声明，我决不同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邱吉尔向我表示他对激进的喜欢挑起争论的安奈林·比万的不光彩的诡辩术十分不满。1947年，比万作为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说保守党员“比寄生虫还不如”。这些话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尴尬。我自然感到，比万的话虽然既不文雅又不聪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语言方面，邱吉尔本人也是罕见的。
在指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缺少政治上的坚忍性时，邱吉尔曾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当我还是孩提时，父母把我带到一个有名的巴纳姆的大马戏院，那里有畸人怪物的展览，但是展览目录单上我最想看的是一个被称为“无骨的怪物”。我父母认为，这种情景对我的幼小心灵来说也许会太让人厌恶和太伤风败俗了，而我为了看这个坐在财政大臣交椅上的“无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说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驮着瓷碗柜的公牛”。
英国议会里的第一个女议员阿斯特曾经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话，我就在你的咖啡里放上毒药。”邱吉尔反唇相讥：“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赖特·克莱门特·阿特利在议会讲演完毕，邱吉尔说道：“他是一个有许多地方值得谦虚的谦虚的人。”
乔治·肖伯纳送给他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带上一个朋友来看我的戏，如果你有朋友的话。”邱吉尔回了一张便条：“我正忙于开幕式，如果有第二个晚上的票时，我会在第二个晚上来的。”
邱吉尔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万时，他曾经说过，“然而，世上真有理想的惩罚：战时最能胡说的人已成了和平时期最突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失败者。”
在使用狠毒语言攻击别人方面，邱吉尔一定给予别人如同他自己得到的一样多。
邱吉尔在男子宴会上透露了一些有关他的生活方式。在谈到英国原子能专家普洛登勋爵时，他说：“没有人给予世界如此之多而索取如此之少。他不吃肉，不吸烟，没结过婚。”邱吉尔喜欢优裕的生活。我想他会承认，他给予世界的很多，获得的也很多。
他对生活有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