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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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戳私獾窖侵薜木薮笄绷Α�1950年1月，艾奇逊发表声明称，台湾和南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务圈之内。麦克阿瑟就此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位国务卿“关于远东的意见很糟糕”。他邀请艾奇逊访问东京。但是艾奇逊说，他的职责使他不能离开华盛顿——尽管他在任期中七次访问了欧洲。1950年，共产党人侵略南朝鲜，麦克阿瑟最后一次被召回军队服役。
麦克阿瑟与华盛顿在朝鲜问题上的争吵，必须从其前因后果上来全面地认识。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介入朝鲜战争一事证明，“从开头起，扩张权力的共同欲望就激励着每一个可能成为征服看的人”，与中国人的妥协，必将进一步鼓励共产主义在亚洲、甚至在欧洲的冒险。麦克阿瑟认为，倘能获得华盛顿足够的支持，他将能击败共产党人，使他们没有勇气再作这样的冒险。那时，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还没有不和。我们国会中的许多人同意麦克阿瑟的看法，认为打败在朝鲜的中国共产党“志愿军”，是遏制威胁所有亚洲自由国家的侵略力量的有效办法。
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挑战，并不是因为他渴望把战火扩大到中国，事实上，他从未打算用美国地面部队对抗中国的干涉和竞争。直到生命终止时，他依然认为把美国士兵送到亚洲大陆去作战是一件蠢事。他向杜鲁门挑战，是因为他长期以来怀疑华盛顿的决策人不了解亚洲，不了解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所形成的威胁。他还坚信，如果让那种认为侵略者与美国发生小规模战争以后依然会安然无恙的想法蔓延，那也是很危险的。
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懂得了威特克·钱伯斯的直觉。
“对于共产主义来说，”钱伯斯在敦促我坚决支持杜鲁门的把美国军队投入朝鲜战场的决定时说。“这场战争不仅关系到朝鲜、而且也关系到日本。在日本还是非常不稳定、并力图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之际，如果朝鲜被共产党人接管，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就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力。”
麦克阿瑟认为，在亚洲问题上，杜鲁门对他已经有过两次打击：杜鲁门未能保住中国，他模棱两可的朝鲜政策可能又鼓励共产党人去攻击南朝鲜。现在，中国军队参战了。麦克阿瑟认为，杜鲁门和艾奇逊又再次失去了理智。他担心的是，政府的胆怯最终会危及整个远东，包括日本。这促使他被解除了职务。
在麦克阿瑟被免职的那一天，威廉·西博尔德这位驻日盟军外交部门的负责人和美国最为能干的一位外交官收到了华盛顿的指令，要他去会见吉田首相，让他相信美国对日政策不变。
西博尔德被领进吉田楼上的书房。正穿着西服在花园里主持那天下午的赏花会的首相，换了和服接见他。他的客人后来写道：当时他“显然十分震惊”。
西博尔德自己也被这则消息搞得心烦意乱。他担心吉田由于要作出对此也负有责任的日本式的姿态和因为他是麦克阿瑟的密友而想辞职。他告诉吉田，在往后的时日里，日本人民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以便带领他们从麦克阿瑟去职一事所产生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在会晤结束时，吉田答应西搏尔德：他将不会辞职。
尽管吉田又在任上继续干了三年多，但是战后历史上这极其伟大的伙伴关系结束了。吉田除了一段短时间不在任上之外，从1946年起，他和麦克阿瑟一直在一起工作，以便在旧日的废墟中重建日本。
麦克阿瑟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对而言是人所共知的。
吉田却是战后世界上的一位无名英雄。他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口齿清晰，政治上老练，怠我无私，而且深深地忠于他的国家，诚为战后各国领导人中的一位巨人。他也是少数几位退休和去世后仍然卓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甚至到了1982年的现在，日本仍旧按照吉田在三十年前确立的稳健的、有节制的原则进行治理。
世界上每一个学龄儿童都知道邱吉尔和戴高乐。虽然吉田在许多方面和他们并驾齐驱，但是，除了日本人和象我这样有幸和他个人结识者之外，绝大多数人对他几乎毫无所知。
就象东方迷住了麦克阿瑟一样，吉田对西方也着了迷。
他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其他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于通过发展与外国的关系，为增进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找到一条捷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就是许多世纪以来鼓励接受外国影响，但不允许它们瓦解日本立国之本这两方面互相结合的产物。
从七世纪起，中国就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日本的政体、军事组织、土地改革、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的模式。从十九世纪起，日本又与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这在许多方面与日本和中国已有的关系类似。这种新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贸易的繁荣，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岛上令人痛苦的岁月，广岛和长崎的创伤，以及战后年代在商业方面和确保安全方面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等方面。
用吉田的话来说，“日本的决定性世纪”始于1854年。当时，日本人看到了美国海军准将伯里的船队的甲板上矗立着加农炮，深信他们不应该再顶住要求他们加入现代世界的行列的压力了。不久，一群维新派人物废除了幕府时代将军的统治——它代表软弱的天皇，统治日本达二百七十年之久。维新派使明治夭皇复位，让他到东京古老的宫殿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宫闱原来一直被限制在政治上如一潭死水的京都。
明治天皇和他的顾问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使日本免于象中国的一部分初印度支那那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唯一道路。他们也认识到，现代化管理有利于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这样，在十九世纪后期，日本开始用很长时间认真地观察美国和西方，很快就借鉴了教育、法律、农业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明治维新派创造了一个尚有许多明显局限的民主制度。它更接近于德国的俾斯麦的民主，与美国或英国的民主不同。西方的这一套移植到了东方，但还不完善。西方的民主虽然被介绍过去了，但是东方的极权主义还阴魂不散，日本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天皇。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现了经济危机，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也增加了，这使人数极少的一群军国主义者得以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夺取了政府的权力。
军国主义者——吉田称之为“穿制服的政客们”——获得控制权以后，命令人们服从他们，就象一个世纪以前的幕府时代一样。他们控制了皇位，并利用它的权威发号施令。
吉田生于1878年明治维新的激烈变动之中。虽然他出生在东京附近，但是他的原籍是日本最小的岛屿上的土佐县。
上佐的男人们以伐木和航海为业，在那个崇尚齐心协力和礼仪的社会里，他们是狙鲁的，具有粗旷的性格。上佐人被称为“日本的巴斯科人”；吉田象来自土佐的其他子弟一样，也具有粗鲁的性格。后来，他因为在政府工作方面作风蛮横，被称作“独断专行的吉田”。
吉田是一位与明治维新密切相关的上佐人的第五个儿子。
日本被占领期间，长子继承权被废除了。在此之前，长子以下的儿子们经常被别的家庭收养。吉田的养父是一位叫吉田谦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实的家产。
1906年，吉田从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职业外交官。或许是由于他的乡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国供职，那里是外交官们升迁的一条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从家里继承过来的高标准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顾问。
牧野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他让四十岁的吉田同他一起参加活动，这大大地提高了这位年轻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怀着对威尔逊的门户开放政策充满乐观的态度去凡尔赛。根据威尔逊精神，牧野建议在条约中加进明确规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条款。但是，对日本和它日益增长的海军势力深感疑虑的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否决了这一条款。吉田发现，明治维新的理想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都敌不过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严酷现实。他悲伤失望地回国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田，是在1964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他在大矶的庄园吃晚饭。时已八十六岁的这位退休首相长时间地回忆了他在凡尔赛的经历。他说，他经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能够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观点，那么，历史的进程就会不一样了。我发现，吉田从未因有这些经历而使自己对英国和美国耿耿于怀，这给予我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吉田在年青之时，就已具有伟大的个性和强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会对他还是发生了影响。国际上对日本的敌意增加了。美国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对保证日本产品在亚洲有畅销的市场和为日本工厂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等问题，日益感到关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担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时，为他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满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绝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时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于军国主义之时，他开始和军国主义分道扬镳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驻外大使们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尔赛呆过的爱德华·豪斯上校——大战期间，他是威尔逊的亲密助手和顾问。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个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也给德国人提出过同样的忠告——豪斯说：在解决对外纠纷中，如果日本采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话，明治时代以后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
受到明治以后亲西方传统的儒染的吉田，此时已成为一位国际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回到日本后，把豪斯的口信传达给那些愿意听的人。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们”对他的嫌恶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变的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预谋的政变——政变中，牧野伯爵险些遇难——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担任外相，希望筑起一道反对军国主义者的防线。但这个提案被军方否决了，吉田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他的这一任命是幸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使吉田离开了日本。当时，日本由于“秘密侦探”的滋扰，军方的对手们处于危险之中，备受磨难、监禁，有的甚至被暗杀：其次，三年的时间里，他对英国政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温和的亲西方的政治哲学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如果明治维新派们的梦想后来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日本在许多方面就可以变成英国式的了：日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和坚强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强大而卓有影响的岛国。
吉田确信，日本毋需屈从于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即能保护其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他主张开展进攻性的外交活动，而不是进行军事侵略。尽管他持有反军国主义的观点，但在1939年返回日本后，他终于设法使自己免于入狱，吉田和日本政府中有影响的成员有联系。他徒劳地奋斗着，试图找到一条防止日本与美国和英国交战的道路。很久以后他提到，当时他曾经对东条内阁的外相说，如果不能“阻止日本对美国宣战，我将会辞职，以此来阻止内阁对美宣战，甚至让军方也考虑考虑。如果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我被暗杀，那么，这样的死也是幸福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转给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一张道歉的便条，并保证格鲁被困在美国大使馆时有足够的食品。这两件事情虽小，却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战争期间，吉田是非正式的反军国主义的政治家集团的成员之一。他们被称为“主和派”。不过，他就象纳粹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一样，避免采用硬抗的做法，以免使自己被投进监狱，或处境变得更糟。但在战争期间，他与其他的反军国主义者一起，也多次讨论过伸出和平触角的可能性。最后，他还是在1945年被军事警察逮捕了。他们审问他给格鲁递条子一事和他在起草给天皇的和平呼吁书中所起的作用——政府的密探从他的家人那里发现了这份奏书的副本。他终于被投进监狱。
他以其特有的幽默的性格，忍受了四十天的监狱生活。东条下台后，他确信自己不会再被陷害了。当他的儿子出世时，他的生父正好也是一名政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