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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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们知道。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之后，戴高乐几乎是一位无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紧急事件，否则便没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是他自己和家人们的时间。同样在他聚精会神致力于国家大事时，他的家庭不打扰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么事，用这种公私分隔的办法，他保持了平衡，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点钟他回到爱丽舍宫的住所，在看完电视新闻，静悄悄地吃完晚餐后，常常和家人用看书、听音乐或是闲聊的方式松弛一下自己。戴高乐一家对任何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象阿登纳和戴·加斯贝里一样，戴高乐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不错过星期日的弥撒。
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戴高乐很喜欢在周末与儿孙们团聚在拉布瓦塞利。整个家庭总是非常支持戴高乐和他的政策。
对一位领导人来说，家庭的支持向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截然把公务和私生活分开的严峻而冷漠的头面人物，与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个温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几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少数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卸下在公开场合戴着的面具，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戴高乐将军需要有夏尔·戴高乐可以居住的地方。没有亲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家庭的和谐是珍贵的。”
戴高乐的妻子伊冯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个与蒋介石夫人和埃莉诺·罗斯福夫人那样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们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乐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机会，巴黎名流对她拒绝穿最新式的时装，不愿在社交场中抛头露面而感到不悦，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钢琴家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时那样，她既弥补了戴高乐的不足，又服从于戴高乐。钢琴家必须把他的角色升华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钢琴家的伟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来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样能唱好来衡量。同样，戴高乐夫人把她的作用仅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着迷于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冯·戴高乐并不妖艳动人，但她是一位标准的贵妇人。
总是象贵妇人那样穿着打扮，行动象贵妇，思想象贵妇。从我和她的交谈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务是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她简明的谈话里，她把她的态度归结为：“总统的任期是暂时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为戴高乐准备一种简朴的、脱离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极其满意。我可以看出他对她深挚的爱慕和尊敬。正如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戴高乐夫妇有三个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们不能总根据家庭来对一位领袖作判断，但是在戴高乐的事例上是可以用来作判断的。如果一位领导人的孩子不成器，这经常是由于他们没有能适应政治金鱼缸中的紧张生活。如果他们成器，这通常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浸透了使领导人政治生活活跃的价值因素。在戴高乐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徒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他的家庭是他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菲利普·戴高乐极象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战斗的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他现在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将。当1980年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陪我到他父亲在野时的住所参观。将军私人办公室的简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油画，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旧打字机和几件纪念品。这些年来，我注意到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试图用宽敞的办公室来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常见的是这样一条规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坚持要大办公室。
戴高乐海军上将告诉我，他对政界没有兴趣。他说，他唯一的抱负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家效劳，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情。戴高乐的女儿伊莉莎白与一位陆军军官结了婚，她具有她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
在我与戴高乐夫人的一次谈话中，她令人感动地谈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并使他们过正常生活的困难。虽然她当时没有提到，但我感觉到，她想的是他们在第三个孩子身上所经历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迟钝，死时才19岁。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乐夫人在华盛顿时，对出席上流社会的晚会或观看历史遗迹没有兴趣，她只想参观儿童医院和儿童养育院，看看人们是如何照顾智力迟钝的孩子的。
如果对戴高乐是否缺乏人类全部感情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安妮悲惨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实肯定会使这种疑问消除殆荆伊冯·戴高乐在生第三个孩子前不久被汽车撞了，她没有受伤，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后，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他们绝望了。戴高乐夫人有一次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妮能象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夏尔和我愿意牺牲一切：健康、我们所有的钱、前程、事业。”他们深深地喜爱安妮，不愿和她分离。当有人建议他们把她送进养育院时，戴高乐回答说：“她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在安妮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抛开了全部的尊严。科隆贝的一个邻居回忆起戴高乐“和她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他讲着她能理解的事”。据传记作者琼·雷蒙德·图尔努说，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他甚至让她玩弄他的军帽，一见到这顶军帽，她的眼睛就闪闪发光。
在她高兴时，她会发出近乎清晰的声音，象别的孩子一样地笑。图尔努写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乐，拉着她父亲的手去睡觉。”
戴高乐尽全力保护着安妮，使她不与爱好打听的人和报界接触。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禁止摄影记者在他乡间住宅拍照时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妮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别的孩子们逗弄她，因为她与别人不同，她的痛苦是复杂的，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与别人不同。
戴高乐一家害怕他们死后没有人保护她。因此，他们设置了一笔托管基金，以保证安妮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他们用自己微薄的财力，在米龙·拉·尚贝尔附近的一块林地上买下了一座城堡。圣雅居教会的修女同意为这所养育院配备人员，养育院在1946年开张了。后来，戴高乐担保用他的回忆录的大部分版说来维持安妮·戴高乐基金的偿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在科隆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举行的一个简短的私人仪式结束时，戴高乐和伊冯满眼泪水，一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她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
历史上难得找到一位像戴高乐那样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领导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请去爱丽舍宫。我与戴高乐历次会见中最值得记忆的是最后几次会见，那时我们都是以各自国家的总统身分聚会的。
1969年2月28日，美国空军一号飞机在法国奥利机场着陆。这是我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的倒数第二站。我永远忘不了抵达时壮观的欢迎仪式——巨大的红地毯，雄壮威武的仪仗队，新装饰起来的接待大帐篷。当戴高乐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气候中站在舷梯旁时，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认为他安排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因为我代表的国家的重要性。但是维蒙·沃尔特斯对我说，戴高乐坚持对于来访的小国元首也给予同样隆重的接待仪式。他对小国领导人与大国领导人同样地尊敬。这种政策可能起源于他的怀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受到盟国降低他身分的接待。这种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于扩大法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在外交礼节上的怠慢和失误，无论有意无意，对弱小国家领导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大国领导人。
爱丽舍宫的盛大国宴和凡尔赛宫的精美午宴，使人经常想起法国过去和今天的光辉。但是访问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进行了十个小时一对一的会谈。会谈中他不仅表达了他对法美问题的观点，还有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话题的广泛，就象从大特里亚农宫会谈地点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条、绵延不断的宅园似的。他用手优雅地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动作说：“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所房间里统治欧洲的。”在辉煌的凡尔赛宫里，戴高乐看上去完全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不摆架子，但是从他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庄严威武的气息。
在会谈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这个词的贬意——令人惊讶。他有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则冷静而从实际出发，但始终口齿明亮清晰——象麦克阿瑟一样——他说的话并不总是正确，然而他总是坚信不疑。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对苏联的政策。戴高乐的某些诋毁者给他贴过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标签。但他是一个冷静求实的人。他鼓吹对俄国人实行缓和的政策，尽管他知道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生活的主要事实。他相信苏联人是愿意改善关系的。他解释说，由于被中国缠住，苏联人传统的惧怕德国的心理现在更加厉害了。他说：“他们是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此，我相信他们最终会选择与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继续说：“至于西方，我们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非你准备进行战争或推倒柏林墙，否则就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争取缓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你不准备发动战争，那就讲和吧！”
然后我们转到自北大西洋联盟成立以来就一直令人烦恼、并且至今仍然棘手的问题。我问：“如果俄国人采取行动，你估计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核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采取用大规模常规地面部队的进攻或以这种进攻作威胁，来回敬苏联的进攻呢？”
在我提的问题翻译完后，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钟。然后他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回答说：“我只能替法国人回答。我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不会允许他们征服欧洲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俄国人进兵，你们不会马上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将意味着要费尽一切努力，使每一个被杀死的都是对方的人。”
如果俄国人和美国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他继续说，“欧洲就会被毁灭。西欧和英国会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毁掉，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会被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毁掉。欧洲的局面确实会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将不会受害。”
由于这种想法，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已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他把多少卷历史压缩成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亡了国，两个国家被打败了。”大约在戴高乐去世前一年，他对马尔罗说：“斯大林对我只说过一句真心话：‘到头来，死亡是唯一的胜利者。’”想起这两种议论，我认为在我们的会谈中，戴高乐是在告诉我，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那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战败者。
按照他的观点，唯一理智的东西方关系政策是威慑与缓和相结合的政策。
当我问到他关于共产党中国时，他说他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劝说美国不应该“让它们离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见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们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我或许也要“在中国问题上有长期的打算”。我接着说：“十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在热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时，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和他们的交往要比现在多，这是极其重要的。”戴高乐同意并对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他说：“如果你们在它增强到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那就更好。”
戴高乐很少利用联合国，他曾经轻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