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戴高乐经常劝告其他领导人要坚强，要依靠自己，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戴高乐向对他怀有深切敬意的伊朗国王说：“我对你只进一句忠言，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句：把你的全部力量投入维护独立自主上去。”1961年，他劝告肯尼迪总统采取一项一直在指导他的行动的原则：“只听从你自己的！”1969年，我们乘车从机场进入巴黎市区时，他转身朝着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你看上去年轻、精力充沛、大权在握。这很重要，要保持下去。”
戴高乐的战时领导，体现了他关于性格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巨任务摆在他面前时，他显示出了非凡的热忱。在这点上，戴高乐很象毛泽东。当面对重大考验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承担起建立新生活的使命。但是，不同之处是，毛泽东打乱旧秩序以发动斗争，戴高乐是用斗争求得秩序。
当周思来和我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周恩来讲到毛泽东回到离别三十二年的故乡时写的一首诗。他说，这首诗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逆境是良师。我同意这一点，并且指出，竞选失败的痛苦确实比在战争中负伤的痛苦还要大。后看只伤害了身体；前者却伤害了精神。但是，竞选失败有助于发展力量和增强性格，这对未来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乐不掌权时所度过的十二年有助于铸造他的性格时，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的人都不会增长才干。
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时才能增长才干。
有些政治领导人从未遇到过逆境；有些从来克服过逆境。
只有少数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乐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对逆境并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伤得如此严重，差一点死在战场上。结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以挽回法国的荣誉。胜利后不久，他又被全国所抛弃。然而，十二年后他又重新执政。
当戴高乐从政界退隐后，他就“在野”了。大多数政治家一旦尝过权力的滋味，都舍不得丢弃它。美国有许多参议员在选举中被击败或者退休后不愿回到他们家乡所在的州去。他们宁愿呆在华盛顿，守在权力的边缘上。但是戴高乐从不忘怀家乡，总是口到家乡并从那里汲取力量。
科隆贝双城是戴高乐的避难所——在比喻上和实际上都是“原野”。科隆贝双城位于法国香巴尼地区朗日高原的边缘。
它离巴黎东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戴高乐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间房间，是一座有褐色瓦顶和一端有个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筑物，在树木和灌丛的笼罩之中，遮断了过往行人的视线。戴高乐在这个小乡村庄园里同外界隔绝，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环境了。
在科隆贝，戴高乐发现如果在最高的职位上可能感觉孤独的话，那么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更加孤独。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他写道：“在这纷繁的大千世界里，隐居原是我所向往的，现在则是我的伴侣。几经沧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满意的呢？”
尽管邱吉尔和戴高乐在战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失去了领导权。然而，他们采取极不相同的方法试图重新掌握权力。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失败对戴高乐的教训是：在政治活动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很少是直线。1955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退出政治生涯后，他选择了一种超然的、乡绅的生活，几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要求公开露面。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象多数伟大演员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场。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师。直觉告诉他，寻求高位一定得象向女人求爱那样。他遵循法国谚语的教导：“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本能地知道，有时得到权力的最好的办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尔的性格。
邱吉尔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忠诚于他的反对党，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不公开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夺回权力。两人都成功地夺回了权力，尽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国政界中，我总是劝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们：心里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负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一个领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当的品质，后者是叫人远避和产生反感的品质。
戴高乐每星期一次离开简朴的外省住处——科隆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尔弗里诺街上的办公室和人们约谈。尽管第四共和国的人们反对戴高乐当领袖，却仍有许多热情的人来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们离去时经常觉得，他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要多于他们。通过这些会见，戴高乐变成了法国对第四共和国活动方式和失败经过的最好的见证人。
他还与狂热地献身于他的拥护者保持接触。这些人在他失败时甚至比他在胜利时更效忠于他。他们是戴高乐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时机来到之际抓住机会，重新掌权。当他掌权时，他们也给他以强大的、可靠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危机时刻，对于一位领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许多追随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乐更左的安德烈·马尔罗是如此地被戴高乐的性格迷住，以至于成了一个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访华前不久，在为马尔罗举行的一次白宫晚宴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用崇拜的口吻说到戴高乐：“我不是戴高乐——没有人是戴高乐，”他说：“但是如果戴高乐在这里，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从事什么的人向你致敬！’”个人崇拜经常随着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乐主义并非如此，这是由于对戴高乐的怀念，戴高乐主义甚至现在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减弱。戴高乐在科隆贝居住的年月里，他经常会见这些追随者，培育他们对他忠诚的情绪。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时期，戴高乐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了。阿登纳告诉一位记者，在科隆贝的那些年月里，“对他好处极大，现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干的政治家了”。伟大的领袖人物们总是从错误中比从成功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戴高乐在他的三卷《戴高乐回忆录》中重新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在论述他的行动时，常常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他的行动。为了进行这样的重新评价和自我批评而必须具备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领导人中是少见的。但对于一个试图东山再起的人来说，它又是绝对必要的。
戴高乐的一位同僚写道：“写这本回忆录使他成为一个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当上总理后不久，这一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旧日的戴高乐本来会要求议会给他这些权力，并用辞职作威胁，而新戴高乐知道安抚的重要性。他这个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给机器加油，它就会运转得更平稳。
当他来到议会时，他对议员们尽情打趣逗乐。在休息时，他亲切地和他们聊天，来争取政敌。他向他们保证说，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着“使共和国更强大、更健壮、更有效和坚不可摧。”他恭维他们说：“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他这番话之后，那些竭尽全力试图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目瞪口呆。他们鼓掌喝采，同意给戴高乐想要的权力。
戴高乐也能透彻地分析美国的政治。在1960年访美期间，他对美国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作为副总统，将要并且也应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绩基础上进行竞选，但是我要得到他认为时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难的。他非常强调地说：“你必须用建设‘新的美国’作纲领来竞选”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象是批评现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这个政府的一员。但是，忠告是正确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国”这个主题来竞选的，而结果他获胜了。
1962年，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之后，我和我的全家去欧洲旅行并且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使我极为惊讶的，并且使波伦大使更为吃惊的是，戴高乐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并且也邀请了波伦。
在我两次竞选失败后，我和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都不相信我还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乐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出于客气和慷慨的姿态。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词中，戴高乐说，三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国的领导方面我会起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他说，他仍保持这一观点，他看到我将在未来的“最高级职位”中担任角色。
这是一个很客气但也是很真挚的嘉勉。在我担任总统的任期内和在圣·克利门蒂的全部岁月里，那些来访的认识戴高乐的法国官员们，都从来也没有忘记对我说，甚至在美国报刊还没有暗示过的时候，他就预言我会当选总统。
在我在野期间，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乐都要会见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尽管他通常只会见那些执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会见表明戴高乐特别欣赏我，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尊重是相互的，并且是多年来逐渐增长的。他是一个美国政治和全球事务敏锐的观察家，我想他可能审视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没有看到多少领导人对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认为时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领导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机会重新掌权。因此，我们的会见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与他最重要的盟国的一位未来可能当领袖的人培植友谊，并使这位领袖理解他的观点。
而且，我认为他把感情转移于我是因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个懂得“在野”是什么滋味的人。
戴高乐失败的逆境有助于他陶冶一种吸引他的狂热追随者的性格。但是戴高乐写道，一个有性格的人还需要有威严才能成为有效率的领导人。“他必须目标崇高，有见解，作事有气魄，从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权威。”如果他满足于平凡的事物，他将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奴仆，但“决不是一个能够肩负起人类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乐的事业是法兰西。没有什么比法国荣耀的象征更能鼓舞他，也没有什么比法国的弱小和失败更能使他忧伤。
“在我的一生中，我对法国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乐在他的战时回忆录的一开始这样写道。在随后的激动人心的段落里，他阐述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谈的不是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而是法兰西的民族灵魂。他认为，从感情方面来说，他倾向于把法国想象成命运注定要么取得巨大成功，要么罹难深重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在法国的行动和业绩中却显露了平庸，那种不责怪国家的倾向，而把责任推给法国人民的话，那我将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他的理性的一面认为：“如果法国不居前列，就不是真正的法国。只有那种把法国置于历史前沿的伟大民族抱负，才能抵消法国人民涣散的天性。简而言之，对我来说，法国如果失去了伟大的话，就不可能成为法国。”
“在领导人失败的时候，”1942年戴高乐对美国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解释说，“新的领导人就从永恒的法国精神中涌现出来。代表这种精神的有如从沙勒曼到圣女贞德，到拿破仑、波因卡尔和克莱门梭等。”他接着说，“或许这次我是由于别人的失败而被推到领导岗位上的人之一。”毫无疑问，戴高乐是把他自己看成法国一系列救世主中的下一位了。他的军队曾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行进。几个世纪前，圣女贞德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过法国人。当他说在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时，他的意思是说，由于他决定继续进行抵抗，他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了法国的化身。
由于同盟国未能了解这个事实，因而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与戴高乐发生了许多次对抗。有一次，当邱吉尔试图让他对处理一些小事的方法作些调整时，戴高乐坚决地拒绝了，并说：“首相先生，既然你终于有圣女贞德站在你的一边，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