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诺曼底-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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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福特老板自忖身为车行老大，理应获得全部订单，为表明自家产品血统正宗、出身名门，亨利·福特下令把自己生产的每个零部件、甚至螺丝都打上Ford的字头“F”，以示牛B。
四、“如果是美国兵，为什么不开吉普？”
陆军把发明的新玩艺儿命名为“多用途车辆（General Purpose Vehicle）”，军方代码GPV，每辆售价700至780美元，车身一律喷成“陆军绿”，以后配给海军才出现少量“海灰”。想不到“海灰”因数量太少而成为“奇货”，变成最抢手的收藏品。
吉普：二战最伟大的发明（4）
为显示新玩艺儿神威，参议员米德亲自开GPV在国会山的花岗岩台阶上表演爬台阶，一群记者在旁边追问这玩艺儿叫什么，情急之中脱口而出“GP”。记者没弄清楚GP到底是哪几个字母，根据发音拼成“Jeep”发了出去，“吉普”见报后名声大噪，立即被列为《租借法案》发往反法西斯盟国的头号物资。
战地记者把吉普车说得无所不能：“它像狗一样忠诚，像骡子一样强壮，像羚羊一样机敏。”五星上将马歇尔称赞“吉普”是“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贡献”。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把吉普列为“赢得战争的三大武器”之首，麦克阿瑟把吉普开到登陆部队的最前沿。
最富传奇色彩的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把红色皮椅拧在吉普上，在车身上漆上自己的将星，装上高音喇叭和警报器，从北非开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因吉普车祸被撞死在德国境内。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撇开劳斯莱斯改坐吉普，令利比亚总统巴克利羡慕不已。利比亚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两位总统坐吉普的纪念邮票。
1942年，阿拉曼战役前夕，英第七集团军组织一支吉普突击队，以90公里的时速在沙漠中昼伏夜出，专门袭击隆美尔的补给线，屡屡得手。同年“醋乔”史迪威借助吉普车穿过雨林，把中国远征军的几个师和一帮七长八短的战争难民传奇般从缅甸撤至印度。1943年，在靠近莫希拿的一个小山村，贫困的西西里山民正为榨油机发生故障断了生计而走投无路。执行“哈斯基”行动的巴顿第七军当即拨出一辆吉普，一位机灵手巧的学生兵将吉普引擎联到榨油机上，五天榨出44吨橄榄油。美国兵还把吉普车的前轮抬起来，用帆布带将前轮联结一台轮式锯，用吉普做动力带动轮式锯锯木头，西西里山民把美国兵当成一帮用吉普车变戏法的流浪汉。
在北非，突尼斯人一直以为美国兵在领取身份识别牌和军装的同时也配发吉普。“”（美国兵）“”（吉普车）密不可分。一天深夜，值勤的法国哨兵突然向一帮步行的美国兵开火，尽管对方一再声称是美国人，可法国哨兵就是不信：“如果是美国兵，为什么不开吉普？”
战地记者们发现，一线士兵对吉普的感情超过艳星莲纳端娜，因为当艳星玉照趴在墙上飞媚眼时，吉普车正忠诚地与士兵浴血奋战。大兵把吉普车看成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活人，麦克阿瑟手下一辆在太平洋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吉普车因为负伤而荣获紫心勋章。无论进攻还是撤退，吉普开到哪里，胜利便接踵而至。
五、吉普就是美国养的马
简洁、有力的大吉普征服了无数大人物，从矜持的英王到玩闹的美国总统，从骑骆驼的阿拉伯酋长到红军元帅朱可夫。连新中国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都坐着吉普从延安、西柏坡开进北京城。在它的前排副座上，曾经坐过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从不嫌弃硌屁股的吉普座椅、简陋的车厢、硬梆梆的悬挂、暴土狼烟的滚滚征尘。由于吉普车的接近角、离去角都大，轴距偏短，坐在后排不舒服，于是大人物都模仿巴顿将军，直挺挺坐在司机身旁。这种“君临前排”的乘坐习惯迅速普及，变成吉普车的乘坐规矩。
据说阿登“凸角之战”中，一伙德军驾驶缴获的美军吉普企图蒙混过关，立即被执勤的法军一眼识破。事后问及凭什么一眼识破乔装的德军，法军回答说：“只为戴少校肩章的长官缩在后排，头排副驾坐着个列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里，最受退役老兵青睐的就是美军吉普，在启航回国的运输船上，货舱里堆满了老兵们买回家当纪念品的二战吉普。1946年初，纽约2万老兵争购有限的100辆二战吉普，由于“僧多粥少”绝大多数人只能悻悻而归。
盎格鲁－撒克逊人认真、守法、认死理，让大吉普得以保持纯正血统，60多年来外观不变。美军吉普至今仍是敞篷军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性能、外观、数量，三力整合构成吉普的整体形象。二战以后，驻德国和奥地利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到处招风赏月、惹是生非，把通往希特勒的贝希特斯加登鹰巢别墅的盘山公路堵得严严实实。有生以来头一次出现这么多的汽车，把当地人都看傻了。这崭新的概念烙入德国人的脑海——“吉普就是美国养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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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二战最伟大的发明（5）
英文中的Jeep与中文中“吉普”一样，早已成为对四轮驱动越野车的简称，一直为全世界的“轻型越野车”制定规则。
六、“民众之车”就是今天的“大众”
希特勒历来喜欢汽车，更热爱自己的日尔曼民族，他把奔驰汽车称作“人类交通的伟大先驱”。他对事务有近乎女人的直觉，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汽车和高速公路作用的政治领袖：“战略要道都是专制暴君建造的，从罗马、普鲁士、到法国莫不如此；高速公路直接切过广阔的土地，不像其他马路，迂回曲折，浪费时间。” 德国最优秀的建筑师施佩尔亲自为德国设计高速公路网，这些公路在德国对周边德语地区的吞并中，起了重要作用。希特勒在所有被占领领土推行“右行”规则，一夜之间把奉行英国“左行”规则的捷克等国变成“右行”国家。据美国《纽约时报》统计：“希特勒每年行车里程，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元首都高。”
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就首创柏林汽车展，之后坚持每年一届。他出任总理的第二年，授命费迪南·保时捷博士为老百姓设计一种家用汽车，要求坚固、耐用、价廉，“就像金龟子甲壳虫”。希特勒甚至具体规定“甲壳虫”车价不能超过1000马克，配以低马力、高扭力、风冷引擎，时速要高于60英里以适合高速公路。保时捷博士投入全部精力，终于设计出符合希特勒要求的“金龟子甲壳虫”。
1934年6月，希特勒亲自在纽伦堡附近为新车厂奠基，允诺每个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汽车，他将新车厂命名为“Volkswagenwerk”，意为“民众之车工厂”。VW全盘模仿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流水线批量生产汽车。只可惜随之爆发的世界大战，没能让公司生产的民众产品走向广大民众。保时捷博士和他的儿子费理·保时捷秉承纳粹旨意，将“民众之车”机芯和底盘改型为轻型军车，装备德国陆军。这些德军的“民众之车”不仅出现在苏德前线、法国战场、巴尔干半岛，还随隆美尔军团到了非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摩根索计划压制德国工业，福特力主拆毁“民众之车工厂”，法、苏则希望拆走机器设备充当战争赔偿。英国人基于传统的均势外交政策，不希望法、苏过分削弱德国。丘吉尔认为过分压迫德国势必引发德国人报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覆辙，英国希望德国充当防御社会主义的堡垒。此外，英国需要德国生产的优质汽车。
1945年底，年轻的英军坦克少校赫斯特接管了濒临报废的车厂，英国人按自己的理念指导德国的汽车制造。皇家空军的贝里曼给饥寒交迫的工人运来一些毛毯和一点点肉。赫斯特少校邀请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到破败的厂房为工人演奏，劝说工人恢复生产，说“这样不仅对各方有利，首先对工人自己有好处。”
一个月后，1003辆金龟车开下流水线，由纽伦堡直接开上高速公路。汽车仍沿用希特勒“民众之车（Volkswagen）”的品牌，号称“民众之车”的工厂开工8年之后才首次为民众服务，这就是今天的“大众”。
七、吉普车的人性展示
由于工业发展、科技进步、通讯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突然拉近。1929－33年的经济危机，把人类打得措手不及。二次大战不仅是轴心国、同盟国之间的简单对抗，而且是人类自由天性和反自由天性的本能决斗。
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计划经济截然相反，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力主自由竞争，用市场手段同样战胜经济危机。美国佬设计的大吉普车不仅不走希特勒的高速公路，甚至连普通公路都不走，专爱越野、跳坑、飞檐走壁。用铁皮、角铁拼装起来的吉普既无空调、气囊，也无真皮座椅，居然60余年久盛不衰，不仅反映人们对重大历史背景下的创造物的浓厚兴趣，也反映了深层次的人性原因。
在德国纪律、美国自由两极之间，是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伟大中国，宽厚质朴、兼容并蓄。1958年，长安机器厂模仿美国CJ－5生产长江吉普。
吉普：二战最伟大的发明（6）
1964年，仿制苏联“嘎斯69”的“北京212”开始下线，毛主席多次乘“北京212”检阅红卫兵。
1984年1月15日，由“北汽摩”（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衍生出来的首家汽车合资公司——“北京吉普”在京成立，次年9月22日，轻型吉普2021切诺基正式下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吉普组装的奔驰C、E系列流水线正加紧调试，办公室的CCTV正直播《财富》论坛，这是《财富》第三次花落中国。
2004年，北京吉普重组到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旗下，是世界上唯一既造“吉普”又产“奔驰”的专业车厂，综合了“美国吉普”和“德国奔驰”的优良血统。其中国执行副总裁童志远多年任发动机工程师，熟知如何整合资源制造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优质汽车。
感谢——所有帮过我的人
西奥多·罗斯福和他侄子FDR都是哈佛出身，前者开创美国环保，后者率全世界勇斗法西斯。老罗斯福告诉侄子FDR：“仅靠品行端正远远不够，勇敢、机智才是对公众负责。”我的伯父们都是常春藤博士，大伯唐振绪当过铁道科学院院长、二伯唐振维（Dr Robert C。 Tang）连得五届全美农学奖……无奈我不学无术，一无所长，勉强凑合北大毕业。多亏二大妈唐邵和景（Helen Tang）宠爱有加，资助我和平行走、自由独行，“生得趣味，死得尊严”。
海湾战争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带着别人没有的痛苦重新开始和平生活。按UN规定，每个海湾战争受害者都能领取相应的战争赔偿，我在巴格达的常住人口登记号是：36725。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度抑郁让我离群索居，我是唯一拒绝索赔的中国人。我这样做倒不是我要继承美国农场，而是我对伊拉克动了慈悲之心。
1992年阿拉曼战役50周年，我开大吉普“和平鸭号”开始我的二战旅程，至今已经有十三年，最高到珠峰大本营，最低到死海；最热到马来西亚热带雨林，最冷到南极长城站；最轰轰烈烈参加全球瞩目的海湾战争，最冷冷清清到一个人开车翻越喜马拉雅山……其间天灾人祸、贫病交加、债台高筑、妻离子散，至今难见我儿亚述。我的身体和大脑都很累，因为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承蒙神的保佑、祖宗福荫、朋友相助，加上我走火入魔、不弃不离，最终完成《我的诺曼底》。
感谢我的同学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王福春教授、驻伊拉克文化处李景方参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岳西宽教授、中联部蔡武副部长、陕西省委袁纯清副书记、咸阳市方玮峰市长助理、中纪委8室王辛敏副局长、北大陈文申副校长、内蒙牛玉儒副主席、空司段小明大校、中国日本史学会汤重南会长，感谢我的无锡老乡原###长丁关根、老###长陆定一和陆德、陆健，华艺出版社辛旗教授，空军转业办腾安大校，民航总局王小娟女士，青海地质队霍云师傅，北京医药公司秦学方师傅，北京文化局刘牧雁先生，《摄影世界》冯雁总编、李根兴总编，张聚女士，林源女士，原北京市长何鲁丽大姐，百发大叔，外交部李肇星部长，全国记协邵华泽主席，原中联部部长钱李仁、唐郑韵夫妇，原外交部唐家璇部长、杨福昌副部长、伊拉克郑达庸大使和夫人李忠教授、印度周刚大使和夫人邓俊秉教授、约旦章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