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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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祛除，享受*政体有日，再观其民性，则由鬼变人，指日可待。

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2）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文化亦然。只有将制度先期改变，文化方能随之启动；制度未变，而欲变其文化，乃揪己头而欲离地球矣。只有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实践中，由人去捍卫，去创立，才能随之产生新的良性文化机体，也才能合理地融汇传统文化而新生之，再生之。
　　（二）
　　尝见有这样的一些论师，被极权所压制，蒙昧、惧怕到骨子里去了，一提到传统，就要批判，其实不知传统何物。批判的对象、本体、客体，批判的武器与因由，一律的拎不清，以什么做批判呢？以何角度切入呢？传统在不同叙说者的心目中概念大异，应考虑学际分科、知识谱系、历史现场诸因素，可稍作界说——
　　一是帝王专制的心事，包括传统的异化，为野蛮专制，为个人专断，为迷信极权，为谎言*，为一元的意识形态，为思想枷锁，为黑金政治，为假象与黑幕……
　　二是一般民间的生活习俗知识谱系，为工艺、音乐，美术，为由衣食住行而起的生活习俗、习惯……
　　三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反专制的抗击，为抗击愚民的心曲，为求取自由、民权、*等普世价值的心境，为思想与道德之基础，为对生命的爱护与尊重，为地方选举、自由结社、道德感召力，为说真话与摧毁谎言基础，以智慧勇气抵抗邪恶……
　　第一种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反面，是野蛮与倒退。之所以后人说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指专制的恶果。政治上没有希望，经济上更没有指望，老百姓挣扎在这样的环境中，它渗透在民众生活的细节与血液中，所以认传统文化便专在这一点上着眼。请以食物为喻，极权的地域是观音土，则“封建”的园囿可说得上是五花粉蒸肉了。求自由、反专制的中国文化成了专制王朝的替罪羊。他们将民族奴役与暴君专制的统治实质当成中国文化本身，而专制文化中的奴性成分在逐步递加，至此而毒汁鼎沸，传统良性文化则扫除以尽。在肉体消灭的绞肉机窒息中，求保命而不得，谈何传统文化呢？在某种暴力恐怖的威胁下，这种“思想教育”只能是散布愚昧、迷信、恐怖；更恶劣的是形成了全民范围，甚至包括儿童的一种脑结石说谎的风尚，极大地败坏了民族的道德。所以至今还要批判传统文化者，当其稀薄无以复加之际，就不是批判，而是当以敬畏之心感受补充。
　　世界本系联络融贯之整体，事物也是相互影响、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链。所以中国优秀、悠久的传统文化，孔孟的民本思想、战争态度，到明清以降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直到谭嗣同、孙中山、宋教仁……形成了整体宏观和取法中庸的贤哲思维。长期以来国人只会机械思维，与辩证认知相背离，谈何“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思辨能力？他们怎又能领会一切大学问来源于杂交优势，杂交领域跨距越大，成果越辉煌的玄机妙道呢？
　　外国的*，固然有其良好的传统，但也不是生来就有，其严酷性，也并不怎么弱于中国。大型的莫名其妙的战争、宗教*……霍尔巴赫、伽利略及《乌托邦》的作者莫尔等人的遭遇，在在可见专制*的严酷性。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一种人格力量，凡正常的国家的吏治都想造成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境界，然而唯有*国家可以依靠制度和游戏规则可能使之达成，否则那只是一种理想或说辞而已。萨迪的《蔷薇园》中有句名言：“贪婪的人！他在世界各地奔走。他在追逐金钱，死亡却跟在他背后。”专制制度下，只有这样的宿命。在没有制度的框架情形之下，要想靠道德情操建立清正廉洁的防线，只能是一个笑话。
　　人性有其光辉也有其弱点，那就是“自私”。没有监督，领导人的人性常常变成私心。政治专制、枪指挥国家和垂帘听政，这些已经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现代的政治，本无所用于道德。制度完善的用意，贤者用其闲；不肖者无所见其不肖。但在君主时代的英国，行政几乎是政治的全部，当政者自决的空间扩大，也少有程序可加以约束。20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是：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麻木，连长相都很难看，在国内则有义和团乱闹，在西方大城市的唐人街，则有恶棍、罪犯，他们生活在西方，没有本领，没有规矩，却随身带去了犯罪的本事。在西方社会，则连黑社会也要守法。政治上了轨道，则无在不有规矩。试将西方人放在这样专制的环境酱制，相信也一定变得可鄙可恶，由人变成非人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相信没有读过中国的经书，但他们是那样的坏，超过了普通人的想象力。
　　胡适、鲁迅、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南社的诸位，读的古书如何？而其对*的期求，对社会的担当，都可说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了吧。若说读了古书会中毒，那他们早就七窍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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