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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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预备之期为九年。该大纲为宪政编查馆草拟，可疑之处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变化，实为渺不可期，缓兵之计，既可为空头支票，又可有多种解释权。
主笔人物：皇族，出洋考察的首席，载泽主谋，具体为留日学生。
取法：日本而非欧美，全部抄自日本宪法。
要点：扩大君权而非削弱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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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揭穿乌龙
1908年4月20日，因此前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本日赐颁四品京堂衔，主持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奏定*结社律。6月，荐举吏部主事劳乃宣。因学问淹通，心术纯正，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选派为资政院议员。8月，资政院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奏定资政院章程。
到了10月份，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奏遵拟《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
1908年6月8日，袁世凯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议，讨论国会利弊问题，杨当场回答政府诸公质询数十条，演说达五个小时。
在此他表示，议院非民选不可，如当局不同意，给他官做他也要坚辞，为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稍后，他又提出说帖，表示国会建立起来后，“皇上仍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并可“巩固皇室”。
以后数月，以开国会事陈说巨公大族间，不得要领。1910年的秋间，资政院正式开院，清廷将预备立宪的时间缩短为七年。杨度驳斥国会不能过速的言论，认为“内阁随时可以成立”，宪法亦非难以拟订。他又专折入奏，请赦免梁启超，起用人才。
到了1911年1月，御史胡思敬就他奏保梁启超事，再次递折弹劾，说“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三凶合谋，祸且不测……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宜必有以处之”。
可见其阻力之大，不仅在皇族。
1908年，清廷筹备已久的《钦定宪法大纲》终于掖掖藏藏扭捏出台，同时下诏称，次年在各省开咨议局。这是慈禧在垂亡之际玩弄预备立宪的最后一招；主张立宪的官僚以为参政有望，顿时神气起来。其实这个立宪大纲，缺少现实操作性和道义原则。他们的政改框架来自于日本，格调不高，况且一再打折。章太炎为此撰写了《代议然否论》一文加以驳斥，重申*共和，实现民选总统，司法独立，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针对清廷粗制滥造的“宪法大纲”，章太炎撰写《虏宪疾废六条》一文作为《代议然否论》的附文，论述了清廷君主立宪的荒诞性，其深刻程度远超当时鼓吹立宪的人，对寄望于清廷，鼓吹君主立宪的御用文奴，葆有深刻启示作用。
章太炎深刻指出，清廷拟订的“宪法”，从其根本宗旨而言，既不是伸民权于百姓，也非救中国于水火，而是以保存宗室，保障清廷皇帝的权力为第一要务。清廷“宪法”到处剽窃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又把其奸诈、险恶的用心刻意隐藏，尽管如此，仍然自相矛盾、错谬百出，其弱智与病态、凶残与狡诈于此可见！
即使没有孙、黄、章、陶……这些坚定的革命道路的推行者，改良派自身也最终会分蘖出革命分子。梁启超的很多言论，就比胡汉民的某些言论还要猛烈得多，而毕永年等人则是从改良派中走出，不再回头。
只有康有为是个成品，一个不可更改的成品。他必然是、必须是、必定是一个幕僚，像皮影戏的操盘手，从光绪帝，直到张作霖、吴佩孚、张勋，越来越退而求其次。他没有上演过一出成功的皮影戏，投出一如意中所欲出的影像，反而自己变成一具可有可无的影子，从登高一呼，万众仰慕，到栖栖惶惶，被人讨厌不置。
他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却空无一物。
改良派的文章与《民报》的文章之不同点是，前者没有从根底上揭露清廷，因为这事儿别人已经干了，它没有必要再干，它只讲怎样建设国家。《民报》的文章则是立足于揭露清廷统治的非法，从而唤起民众。这种系统揭露清廷及其祖宗的文章以前没有过，文气不酸腐，初等文化以上大致都读得懂，这正是它的启蒙价值所在，也是它得以广泛传播并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清廷看来，他们都是把朝廷往绝路上逼迫。前者系软性进攻，后者则是硬性突击。他们以为，立宪派把好听的话说给朝廷听，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灌迷魂汤，企图使其稀里糊涂上当，这叫策略。但是冥顽的势力自觉不是刘阿斗，刘阿斗被赵子龙的护心镜捂得太久，又被他老爸狠狠掼到地上，整傻了，整个一缺氧加脑震荡。顽固派可不傻，尤其不会把削弱君权的改制套上大梁去箍自己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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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与革命的泾渭之别
没有决绝的大智慧，没有洞穿骨髓的审视力，造反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决绝意义上的退让与妥协，到头来只能是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并不是革命搅了改良的好梦，因为改良若能造成又何来革命？革命所得成，皆因改良之路窒碍不通；专制不仅抵御革命，它也抵御改良。
1907年12月6日，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汤化龙、谭延辏А⑶鸱昙追直鸾ㄆ鸷毕苷锉富帷⒑舷苷帷⒐愣灾位岬韧盘澹浩舫热艘苍谌毡径┙⒄派纭５搅�1908年盛夏，这些团体以清廷并无实际行动而不耐烦，乃派代表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不料清政府竟查禁政闻社予以打击。1908年清廷终于颁布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即《钦定宪法大纲》。该文件主文十四条，第一条就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以下尚有臣民义务九条，加起来共二十三条。后者的出版、*、结社等的自由几乎都带有限制条件，等于乌有。这么一个简单、蛮横，难以理喻的东西，竟被某些智识者视为进步。“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仅此一语，便可将一厢情愿的吹捧者问到哑口无言。
1909年（宣统元年）各省奉命设立咨议局，多由立宪派主持。次年，经张謇发起，十六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仍以速开国会为要求，接连发动三次大请愿，还是未被接受。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立宪运动至此走入死胡同的死角。
不能简单地对当时的情形来说要否革命，也不能拿西方的世道来套用晚清的形势。
譬如当时的西方社会，就确实不能实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断改良，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经成就，经济上完全颠覆了革命产生的土壤；政治上成功实现宪政*，“把统治者关进了兽笼子”。这样的社会就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原因很简单，因为革命之后拿不出更为良善的制度。
一个社会制度的前后左右，若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参照，就应当改良。反之，一个社会制度之侧，若有更佳者可借鉴，那就应当革命。回望晚清社会现实，它的旁边明朗地摆着一个*制度，那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比*专制好到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中国必须选择革命而不是改良，你改来改去，改到尽头还得革命，那是终局。
改良的权力在统治者手里，阁下不是统治者，哪来的改良权力？因此改良的种种设计，除了空谈，就是坐而论道。折腾时间长了，老百姓对清廷的认识越来越深了。老百姓基本上作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的朝廷，它是不打算下台的。如此一来，只有实施定点清除，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自己不是最高统治者，却炫耀他要走和平改良之路，这样的人，完全不具有任何可信度。
当然，他也表示在向统治者游说，希望他们实行改良。但是，第一，阁下应该去向统治者游说，而不是向反对派游说欺骗；第二，阁下也没有权力欺骗，散布幻想，保证改良道路走得通，因为走不走这条道路，完全不取决于你，而是取决于统治者。而东方专制的政体构架中，还没有走通改良、实现*的先例。
祈求或者请求统治者改良政治，实施宪政，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它必须由许多具体内容所组成，这些内容包括对各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对各种历史事件责任之认定，对各种历史积案之善后，以及在此基础上革旧布新等等。
在慈禧的一手遮天之下，有通融的机制吗？清廷愿意做实质意义上的和解吗？用膝盖思考都可晓得，不但没有，而且连虚伪的、象征性的、哄骗的、掩人耳目的、欺骗世界舆论的通融它都不会做。
和解可以做策略，不可以当原则。
从戊戌变法失利，到辛亥革命爆发，十余年的时间，康有为的宪政诉求应该搞得有声有色，惊天动地了。可惜的是，十几年过去，未见进展，反而他自己灰头土脸，形同瘫痪。
相对于同盟会系列健儿志士的不断跃起，康有为则不断地在他心里打他的小算盘，完全丢失了顾全大局的观念，事务运作渐形消极，只有一番侥幸心理，盼望天塌。改良主义长期的耗散，更加的盼望中国再生一个光绪帝，到时不花任何代价，就可坐享其成。最后，危险的事无人去做，不具作秀意义的事无人做，实质性事务无人做……最终导致整个局面瘫痪。
重文弃武，秀才造反；重文弃武，形成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疲软局面。回观历史，哪有纯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写文章骂世，靠请愿磕头就能把当权者赶跑，岂不成了怪事？万事图个阴阳平衡，闹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革命有一种骨肉相连的关系，那就是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美国革命不过就是遵循了英国辉格党人的抵抗理论。很多英国辉格党人，例如伯克，都支持美国革命。抵抗和反对，才构成美国政权的奠基。在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及其事后，英国人广泛讨论“人民”一词的意义，革命的背景和使革命合法化的需要，辉格党人、托利党和詹姆斯二世党的争吵尤为激烈。在辉格党人看来，“人民”这个词意味着立法机构，而“议会”有抵抗*的原初含义。再者，经过改良的英国政府，都还不是像美国那样，就是真正共和的政府。总之，没有一场革命而单纯诉诸改良，专制政体是无法彻底改造的。若非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恐怕连立宪的影子都看不到。
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共和政府或者共和式改良，其政府必须奠基在革命抵抗精神之上，社会契约也仅仅是革命抵抗的一种思想武器。绝不能还把自己的根基插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土壤中。
在保皇与革命辩论的背后
1908年已颁《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而立宪派在与革命党的论战中还败下阵来。
除文笔气势不如外，拥趸渐少，清政府的规条也是一个致命的陷阱。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九年。
《胡汉民自传》说到1908年的论战，谈到《中兴报》与保皇的《南洋总汇报》的对垒。“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唯行文须至浅显，裨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急至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渐趋于革命旗帜下”。
改良派实际所从事，在根底上也应算作一种革命。当年他们试图运动袁世凯大动刀兵，只不过他们的手段、头脑过于天真而已；到了被李鸿章所逼无路可走，又谋划暗杀李氏；至于寄望鼓动唐才常大动干戈，又瞬间丢翻数十英才……康有为歧视孙中山，毋宁说是一种嫉妒，是懒汉对于勤勉者的嫉妒。不劳而获，少劳而获，征诸现实，实现的几率太低。但是他们懒汉的革命特征是粗枝大叶，掉以轻心，勺大漏盆，眼大漏神，叫他去抓鬼，却被鬼抓去。从皇帝入手，建立宪政，期底于成，不能算错，但是揆诸现实，只能说他们对事物难度的认识太不够。可惜，康有为是个成品，难以改变，而慈禧也是个成品，她的心性、欲望，处理起来除了铁血手段，别无他途。慈禧西狩也即她的仓皇奔逃，在那种压力下，她就只得表示相当程度的服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