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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倒计时-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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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往新加坡。秋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西逃。唐才常在武昌组织自立军,企图效法日本的挟藩勤王,用武力恢复光绪帝的权位,因张之洞打击失败。
  1901年,往印度。1903年初夏,得知荣禄死讯,估计政局将有变化,离开印度经缅甸、越南,回到香港,撰写《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攻击中山先生的主张,谓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
  党人方面,由章太炎出面反驳,在苏报上连载《驳康有为政见书》,风行一时,予其沉重打击,此时为论战高峰。
  1904年,经越南、泰国、锡兰、红海、希腊,夏天至意大利,而后往罗马,又到伦敦,后游苏格兰。写《欧洲十一国游记序》。
  1905年,从加拿大南游美国。秋天,往德国、法国,秋末回美国。1906年,游览墨西哥,纵贯其南北全境。接着游历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摩洛哥。1907年,仍然漫游欧洲各国。1908年,夏天游览挪威北冰洋之那岌岛,“携同璧(康同璧)游那威北冰洋那岌岛,夜半观日将下来而忽”。康有为并为该诗文写有注释:“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幕,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随后游览东欧,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1909年,游览埃及、耶路撒冷。复经法国、德国、比利时,后返马来西亚之槟榔屿。1910年,迁居新加坡,秋天回香港。1911年,回日本。
  1912年初,他提笔写成《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混淆*制度和君主立宪的界限,搅动浑水,将逆动势力的捣乱恶果算在革命者头上。他也反对袁世凯威迫清帝退位的行动。他后来在给溥仪的《赐寿谢恩折》中痛斥袁贼篡位。梁启超赶紧回国,组织进步党,与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抗衡。
  1913年康有为才回到南海故居,这时距他维新失败去国,已有足足十五个年头。
  康有为多番拒绝孙中山,而其本人又是那样丧家犬的处境,他都不愿在精神上赞助革命,可见此老真是叔宝心肝,铁石心肺。他僵化且绝不认错,虽然他或许很有能力,但却不能也不愿去采纳新观念、新讯息,去追随新时代。
  谭嗣同六君子以及张荫桓等人的血,至少对于康有为来说,算是白流了。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不乏种种改弦更张的还击方式,但康有为采取的是选择性遗忘。
  皇帝在世,即使是在幽禁中,也可说康有为对时局尚抱有幻想。但是光绪帝辞世后,以及他以后长年的岁月,他仍然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就很难解释为幻想了。
  海外常年的游历,改良主义的悲惨下场似乎被他忘了个精光。三年、五年、十年前的事都忘了,就当年的事呢,竟然也记不得了。清廷对他们的加害,是害天伤法了,还能说什么,还要说什么,还想求什么呢?康有为竟然没有不断撕裂的破灭感,真是奇迹,也不知道他的心肠是怎样打造的。*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在他似乎已然淡漠,不再有痛感。血花四溅的悲剧竟然没有当头棒喝的作用,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猫吃老鼠,是不声不响的,哀哀求告的是老鼠,不是猫,不管老鼠的挣扎如何凄厉,猫不会理的,绝不会生半点悲悯之心,这是天性使然,他们是天敌!但是改良派还要吱吱叫,还想哀恳求告。这不是残酷的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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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的结局
退而求其次,王五苦劝谭嗣同立即亡命奔逃,他自己随行全程护佑,谭嗣同坚不允。
  随后日本多名志士,劝先生避难于日本,先生不听,再四苦劝,谭嗣同意志已决。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被捕后,他在刑部监狱,仪态从容,绕室徘徊。某日,捡拾地上煤渣,往墙上书写。狱卒问他做啥,先生朗声曰:作诗!
  康广仁心有不甘,以头撞墙,痛哭流涕,说是他哥哥害死了他。林旭听到他的哭声,笑不可抑。提审时,康广仁以为要杀他,哭得走不动路。刘光第因曾在刑部做事,晓得程序,说这只是提审,不是杀头。但是却将他们押往西门出,刘光第惊愕不已,因他晓得,处决犯人均从西门出,于是大骂道,没有提审,没有定罪,就要匆匆杀头,你们太过分了!
  本来要严刑审讯,刑部尚书赵舒翘上折云:“此辈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何问为?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此话打中慈禧的心理,立命迅速处决。
  1899年9月28日那一天,谭嗣同等六人被斩于菜市口刑场。
  行刑的那一天,到场围观的有万人之多。谭嗣同慷慨神色不变,作临终语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军机大臣刚毅监斩,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谭嗣同并呼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但是刚毅转身不听。于是从容就戮。
  他想对刚毅说话,若非痛骂,或当为警告。他至死仍不忘警示清廷,其实这是徒劳的。别说颟顸混蛋们不会理会,就是芸芸的庸众,也转瞬即忘记。还有几个人记得谭嗣同呢?谭先生者,乃是恶浊酷虐社会中长出的血性之花,刚烈清洁,自私缺德的混沌世人,实在不配承受。
  谭嗣同尸骸运回原籍,墓志铭藏于土中,不敢外露。墓前华表上的题句是:“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严复《感时诗》咏之云:“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六君子被匆匆杀头,都来不及审判。其中康广仁的罪名仅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弟,而杨深秀呢,因他一句话被告密者多次提及,他说,变法并不太困难,只要三千人持毛瑟枪,把颐和园一包围,大功告成矣!
  至于软禁光绪帝,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先是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之妻向慈禧哭诉,于是慈禧借此回宫,名义是解决问题,实际是亲临训政。因为来得突然,光绪帝措手不及,情急之中便问道,老佛爷何以不先传谕?因为先期传谕,乃是清宫的规矩。那拉氏王顾左右而言他,她说,啊呀,我想起去年种下的葫芦,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你可跟我来观看一下……于是光绪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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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的宿命(1)
唐才常只活了三十三岁。1898年,他和谭嗣同创办南学会,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顶梁柱。同年夏,欲赴北京参与新政,行至汉口,得知慈禧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与康、梁、孙中山等人接触。1900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后改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入会者达十余万人,自任总司令,设总机关于汉口。因待康有为汇款接济,起义延期。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逃。保皇会在海外运动华侨,积有巨款,因为维新败北的创痛,密谋在武汉起事,由唐才常主持之,他在长江上下游有所布置。哥老会势力遍布长江,唐才常游说其合作。哥老会头目说,我们若以勤王为号召,动起来后,情绪难以把握。必须动之以利益,才有办法。
  唐才常不得已,同意其大戮三日,然后封刀安民的要求。此举大为世人诟病。
  从武汉到上海,持一种富有票证为入党秘证,最高计划是将光绪帝从瀛台劫持出来,运到西安,重建王朝。因事机不密,1900年8月21日晚被张之洞逮捕,次日被害。
  两湖总督张之洞本来并不一定要杀他,但是湖北巡抚荫霖以其大逆不道,不杀不罢休。于是唐才常授首。
  本来他们的势力已经不小。张一麐当年从宜昌西行,看到东湖县张榜揭示第五次富有票免究者二百多人,算起来,东湖一县就有一千多人,而全省数目之多,当令人吃惊。如此之多的会众,却甫起即败,令人浩叹。当慈禧一行因八国联军进攻而西向狂逃,到了河南省一带时,曾给慈禧救驾的吴永在湖北境内看到一个告示,通缉富有票持有者的疑犯。富有、贵为两种票据,本来是一个革命机关的手续,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属于一个标志,首领唐才常,是康有为的学生。因此在票据当中嵌了“有为”二字。唐才常失败以后被杀,慈禧在逃难中还在通缉搜捕他的余党。
  他本是张之洞两湖书院的门人,但张之洞却杀害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自立军因之*云散。维新派在革命派赞助下用武力开辟夺权道路的尝试遂告终结,他们也不愿再试了。康有为分析张之洞的心理,“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虽也说在点子上,却也十分无聊,滚滚的人头,回天乏术。张之洞《劝学篇》,共24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括之以“五知”,知耻、知惧等等。另外他也说要知变和知要,甚至说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在维护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参考“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养专制制度之阙,以起内政之疾,但有一个清朝廷永远在上头,这些思考的折扣就大了。
  晚清的知识分子以为,张之洞督楚十九年,其建设事业,规模宏远,鄂人颇称颂之。第晚年政存宽厚,对官吏不能严加督饬,凡贫老者,咸委县缺、厘金以周济之,此辈以戒得之年,恣意贪婪,之洞不问也。这个就乡愿一点的观点来看也没什么,但他自述《劝学篇》的写作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
  这个却有点问题。
  其说,有点像杨度在革命者和康、梁之外的第三条路线。但是杨度的第三路线却是要从夹缝中走出来——虽然他根本没有走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唐才常的宿命(2)
而张之洞却更走进了夹缝。
  盖其西化虽未走偏,却远不到位;另外就名教、本源而言,虽看似到位,却严重走偏。盖其所说是清廷歪曲过的名教,是一种专制的变相的传统,是假传统。而真传统却在革命者那里,在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胡汉民、陈英士……他们那里,1902年的4月份,章太炎在东京举办中国亡国242年纪念会,此前他和唐才常共同组成自立会,但他以反对勤王为号召,当场剪去发辫,表示与改良派决裂,鼓吹种族革命,发掘人民的历史观念。此种观念又直接从顾炎武、黄宗羲那里承传开辟而来。他们才是真正正统的思想家。
  1908年,蔡元培在德国所编《中学修养教科书》各册由商务出版。此为中小学修身课本。该书序文说“无徒以四书、五经……扰我学生思想”,被张之洞指为妄诞,欲对蔡元培不利。商务为免去麻烦,在版权页未列蔡先生名字(《蔡元培年谱》336页)。汪精卫策划大举行动之际,蔡元培在德国,但与革命党同志保持密切联系。蔡先生写信给吴稚晖说:“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国人所组织之小队,或可发一惊人之剧。”
  大约三十年后,张之洞的小孩又跑到汪精卫的面前讨好。其子张仁蠡在抗战期间投到日军卵翼之下,1939年夏任武汉特别市长,依托日军,以他爹张之洞当年在湖北的声望为后盾,以簪缨世族为居。他为了在武汉市长位子上和伪湖北省府的何佩瑢等人争权夺利,对方提出省市政府合并计划,拿到板垣征四郎处欲批准。
  张仁蠡无计可施,面临被人吃掉。他原来曾在北洋时期在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下当科长,于是就请退隐京华的傅先生开书单,他拿去刻印,这种种转折都是为了用来讨好汪精卫。他先到汉口藏书家徐行可处拜访,讨得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手写稿40册,因为文廷式乃汪氏钦慕的词人,将书送给汪精卫祝寿,汪极重视,不久即予刊刻,这样张仁蠡复又站稳脚跟(伪鄂省财厅会计张世瑛的回忆)。
  此一循环,不知张之洞在地下作何感想!
  戊戌年慈禧发动政变前的两个月,就下令颁发张之洞《劝学篇》于各省,用以对抗改良主义运动。书中说,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为中国之祸”。“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的结论是: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这也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了。问题是专制乃杀灭生机的一种病毒,怎么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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