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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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阴影越加厚重。光绪帝本人聪明俊秀，是一个有眼光有良知的好青年，他想当一个开明的皇上，而不愿做一个亡国之君。当他十七岁正式处理政务的时候，却只被允许涉及一些日常事务，而军政大权还掌握在慈禧手中，各地的封疆大吏、王宫贵族、军事将领都是慈禧一手培植的，他们只对她效忠听命，只对她马首是瞻。
据唐德刚先生说，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时，康氏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个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忽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第八章）康有为这种不假思索的偏宕之言，可谓不审之至，他只是出于愤激，他又没有相应的手段，他也根本做不到他之所说，只图一时口快，属于典型的祸从口出。但在荣禄心中激起反弹可想而知！变法期间，光绪帝到颐和园去了十几次，所言皆康氏理论为依据，这在太后、荣禄心中所引起的，是越来越大的反感。
老鬼袁世凯
袁世凯那时手中握有新建陆军七千人，战斗力在湘军解散后二三十年以来最强。他当时职务是直隶按察使，一个省级官吏，是荣禄的部下。荣禄则是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当时最新职务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地位得力于荣禄的拔擢，而荣禄恰是慈禧的心腹。
光绪帝要他来协助变法，毫无疑问，袁世凯马上可以掂量出其间的轻重。九月中旬光绪帝召他进京时，加委他为侍郎候补，从二品升为正二品。光绪对他慰勉有加，寄予最后关头的全部希望，而袁世凯不露声色。据事后泄露的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他进京的第四天，谭嗣同深夜来访，直接告诉他，慈禧和荣禄欲将光绪帝废立，甚至杀戮，因此，皇上希望袁世凯举兵勤王，要他包围颐和园并诛除荣禄，至于慈禧太后，谭嗣同说他自己会带领好汉数十人，将其控制。袁世凯闻言大惊，头皮发炸，但他强作镇静。他在日记中说，他听到此，简直是“魂飞天外”，认为此人已经疯狂，于是将其敷衍送走，两天后返回天津，遂将所有内情全盘向荣禄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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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可叹的凄凉结局
从变法的法理的角度来讲，中心人物还是光绪帝，康有为只是他特别倚重的变法总顾问，康有为的过激作风甚至也影响了他，最后就引起保守派和投机分子的联合阵线的反击，康有为保守和偏激的作风也排斥了众多开明派、中间派，这些人和康有为搞不好，不得不自动靠边站，最后就是变法者和守旧势力短兵相接，那前者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改革派被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开明派亦多靠边站。政情又回到以前死水一潭的状态，甚且每况愈下。后来终于引发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之祸，再后来就是辛亥革命了……
而光绪帝本人则从此拘囚在瀛台，开始长达十年的幽禁生活。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帝驾崩；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也寿终正寝。38岁的光绪帝还是死在73岁的慈禧前面。而光绪帝最喜欢的珍妃，则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慈禧西逃之前，就被太监崔玉贵推入水井中淹死了。
一般正史记载，光绪帝最后病骨支离，乃是病笃而亡。但德龄女士的《瀛台泣血记》却认为光绪帝是被太监李莲英下毒致死。她是皇亲国戚，少女时代随外交官父亲居海外，后定居美国。她的这个判断可说是和今天科学的检验最为吻合，凶手无疑指向慈禧。前面已说过，变法期间，以及变法失败之后，她曾两次欲将光绪帝置之死地。至于说是袁世凯买通太监下毒，比较离谱。因为那时候革命党人的势力已经在全国汹涌蔓延，要直接推翻清廷，袁世凯乐见其成，政治势力的孰轻孰重他比谁都会权衡，再者，要到皇宫买通太监，那也不是他轻易能做到的。
光绪帝缺乏武器的批判（1）
处在晚清大变革前夜的权力斗争的轨迹是光绪帝继位之初，面临一个慈禧强加于他的，构思严谨的“车马炮，将士象”俱全的权力结构。所谓“车马炮”，就是身处第一线的大员；所谓“将士象”，就是处于第二线的官僚。
面对慈禧这个精心构建的政治棋局，经过第一轮斗争，光绪的“车马炮”尽失。
政变终于动手了，只消两三天的工夫，慈禧集团就完成第二轮斗争，一百来天的窝心改良不得不戛然而止，铩羽而归。
宫廷里面的却又形似江湖之间的斗争，已经显露无遗，那是你死我活的对决。集权政体下的*的残酷性，决定了“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光绪帝保有行使最高权力的正塑，并且他的威望逐渐向如日中天发展；反之，慈禧要通过政变形式的权力斗争搞掉光绪帝，要搞阴谋、搞投资、等回报，系冒天下之大不韪。
可叹他在懵懂的康有为、奸诈的袁世凯的包围中，威望运用不扎实，从头至尾都缺乏“起义”的完整计划、周密纲领和用心的筹算，脉络相当粗率。
只要光绪帝及其助手没有用武器的批判否定慈禧，则后者的遗产就还要长期发酵，这个国家就还要在她的阴影下挣扎，以至于许多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均无法寻求突破。而这些麻烦本可以在1898年就由光绪帝一刀清了。
光绪帝的智囊团知识功底不错，但在程序措置上，仍然功亏一篑。康有为等又皆新进小臣，无权无位，徒知锐意更张，冒进躁动，丝毫不想到投鼠忌器，那些怕因改革而淘汰的，那些希望依附满族贵族以升迁地位的，自动密集于荣禄之侧，群起指责，流言中伤。能否运用，要作一个精密判断，如完全不能用，则应尽早借助于谭嗣同结交的民间力量，赋予名义，使其能控制中枢，在关键时刻能保全皇帝；设若笃定借用袁世凯，则必须有人看住他，或以别种手段，能够羁縻之，使之乖乖顺着皇帝指挥棒运转，不得有误。仅靠临时的嘱咐交托，实在太大意了，实与儿戏无异。
铁幕一旦撕开口子，跃跃欲试的知识界就会在其间搞出许多名堂，国人将在光绪帝改革时代的民间思想先行者的引领下生出更多的政治诉求。
再退一万步，即使光绪帝扫清执政障碍后的所作所为难如人意，但他在中枢做的最大的人头减法：一减一等于零，也会为政局的变数腾出巨大的空间。
慈禧太后虽然不是光绪帝的亲妈，却也是亲姨妈，有血缘关系的。禽兽，尚有虎毒不食子式的母爱天性，但对光绪帝而言，亲姨妈是狼外婆。光绪帝太缺少手段。翁同龢教给他品格的修炼，而斗争的技术则师徒都很逊色。
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勾践装老实装可怜，又献美女西施，又低声下气借以迷惑，成功麻痹对方，弱化吴王的打击意志。夫差是千不该万不该留下勾践的活口，放任其归国卧薪尝胆，自以为与勾践的妥协交易很划算，殊不知二十年后，勾践卷土重来，将其俘获。
夫差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勾践得范蠡而兴。范蠡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使勾践击败吴国，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工于战略战术的罕见智士，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的道理，他说，“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陪同勾践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范蠡的一席话，算是技术谋略成熟的表现，正以其思想成熟，越国才能反败为胜。反之，吴王夫差的谋略不及格，结果反胜为败，实在是不可不鉴。
光绪帝缺乏武器的批判（2）
变法正当热闹之期，和帝党新进有交情的蔡元培避开了，免得人家说他想捞什么好处。失败后六君子被戮，他极为愤懑，返回绍兴。有人说他是康党，他也不加辩解。
1898年秋间，蔡元培同情维新变法，但也认为康、梁做法成问题。以为其败因在未能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年谱长编》133页）。
罗家伦访问蔡元培，谈到戊戌那年，杨锐等人拉拢蔡元培，但他拒绝了，什么原因呢？蔡先生谓，中国这么大，积弊这样深，不从根本上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的*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觉得他们的态度也未免太轻率。“听说有几位年轻气盛的新贵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时，不写西太后，而称老*，这种态度，我认为不是足以当大事”。
即此可见，敌方已经磨刀霍霍，维新高层人士还在那里掉以轻心，视敌人为空无一物，全无防患于未然的周密策划，只在那里凭想象和轻狂行事，殊不知也已堕入盲人瞎马的漆黑深沟。
失败，并不是戊戌变法的必然结局，总有许多想当然的人，那些对历史事件的结局成因不作深入考察，动辄以“历史的必然”代替具体的分析，这类人是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自己的无能或懒惰。假如操作周密得当，绝有稳操胜算的可能，至少有一半成功的可能性，即使不能一蹴而就，也完全可能保存实力，避免飞蛾扑火、满盘皆输的结局。
许多人以国民素质低下为由，来证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这同样是似是而非的谬论。
戊戌变法由权贵精英设计、发起、掌控、引导，并不需要国民大众的参与，因此国民素质低下与否，对戊戌变法这样上层开局的改良成败没有决定性影响；戊戌变法的成败，取决于权贵精英集团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力量对比和博弈。
如果光绪帝击败慈禧，获得全权，那么改良派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有可能实现既定的诉求，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透视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中国宪政的进程，将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和缓的过程，中国社会多元化，对话机制、协商机制将逐步创立。
然而，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导致社会整整三十年不进反退，或至少在北洋时期还是徘徊逡巡。其间酸楚与无奈岂是“落后”二字可道尽。
中国完全不像西方国家是自由体经济，它们上层发生什么事情，于民众的基本营生无大碍，因为老百姓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中国民众不同，他们只有生产力没有生产资料，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人治。朝廷一个政策甚至某人心血来潮一句话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饿死或苟活。
为什么慈禧当年死皮赖脸霸占中枢会激起国人一片骂声、叹息声、诅咒声？为什么紫禁城的权力分配会牵动国人的心？原本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与老百姓似乎是无关的，但是人们还得关心，因为朝廷的屁股底下压着亿万个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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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的精神资源
爱因斯坦曾说：“在像我们这个令人焦虑和动荡不定的时代，难以在人性中和人类事务的进程中找到乐趣，在这个时候想念起像开普勒那样高尚而淳朴的人物，就特别感到欣慰。”
光绪帝在古来所有帝王中，恰恰是这种罕见的高尚而淳朴的人物。
黎东方先生说，光绪帝的命最苦。他的爸爸老醇亲王奕■因有儿子（光绪帝）当皇帝，他的弟弟小醇亲王载沣因有他这个哥哥当皇帝，吃香喝辣，享用无尽。而他本人，“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即位到被囚，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
假如说，他的妈妈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那他名义上是慈禧的侄子，实际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血缘关系，皇帝太太多，儿子之间因同父异母，同父亲都有血亲，同生母以外的母亲就不一定了。但他和咸丰帝的太太慈禧确有血缘关系，这是因为他的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
咸丰帝的孝贞皇后钮祜禄氏无子，因此咸丰帝死后便立其懿贵妃的儿子载淳继承大统，因此懿贵妃得以被同治帝尊为慈禧太后。这样，两宫皇太后住在紫禁城的东、西两边，慈禧又称西太后。同治帝死了，堂弟载湉继位，便由慈禧训政。
慈安为人老实，咸丰帝生前她曾劝之走正道，但有时遇事也颇果断，同治八年（1869），慈禧派心腹太监安德海出京置办龙衣，安德海乘船只顺运河南下，一路上翻云覆雨，犹如天子出巡，沿途搜刮民财，山东巡抚丁宝桢汇报宫中，慈安立命就地正法。此事引起慈禧的极大不满。
慈安性情温和，对光绪帝不错，但她在光绪帝十几岁时就病逝了。
光绪帝的太太（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