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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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几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致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栝，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吗？……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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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人格理念
虽然同属于改良派的阵营，但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还是大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给黄兴写信，还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他才34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将自己的文牍交付梁启超，嘱其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志士曾派人与之联络，表示当保护营救，他毅然回绝，并告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9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殉难。
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半在甘肃度过。他的父亲谭继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随父在府中读书。他也曾朝着西北的更西方向驰驱，远走大漠边塞；也曾和仆从一道，张弓纵鹰，与边民同在凛冽朔风中疾驰竞猎。他曾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复七昼夜，行程1600余里，返回后，髀股被马鞍磨至血肉淋漓。
他在被捕候刑期间所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十余岁时，他即对王夫之的思想大感兴趣。一方面是压抑了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一方面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深植胸中，他顺理成章地厌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举，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后来他和北京的义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基础就是他的学养所致，尤其是其中民本思想影响最大。
后来梁启超向他的学生吴其昌谈及戊戌人物。梁先生说，大难临头，光绪帝央求英国使馆护送康有为出京，并未求日本使馆。但当时日本使馆早奉有保护*之密令，于是自献殷勤，努力营救。
梁启超最钦佩谭嗣同，他说谭嗣同和他在使馆住了两天，日夜商量救皇上之法，并计算康有为的行踪。一次，谭嗣同忽然想到了什么，回房中良久，出来叫使馆仆役往某衙门投文，并对梁启超说，还必须告他自己的老爹一状！梁启超茫然不知何意。事后传说谭父告其子嗣同忤逆，断绝父子关系，才得免受牵连。于是明白，那天谭嗣同闭门所干的就是这件事。真是血热而心细，身殉祖国而保全老父，再没有像他这样义烈的人了。
先贤变法的心曲及价值
清廷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可以说是维新派和宫廷之间的桥梁。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促成他次年上疏光绪帝明定国是。他主张破除资格，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他建议光绪帝将这些维新志士置诸左右，以资顾问，筹措新政，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
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的第三天，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但其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说白了就是要看住统治者，将其权力做相当的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时代的发展真是极为吊诡。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差不多正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代，明治维新所启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是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后参照进行的，而洋务运动仅仅“师夷长技以自强”，重在改良生产技术，两者进行的后果相差悬殊。
到了甲午战争，日本大胜，所依托的底气，就是来自于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变法维新的声音。
这是戊戌变法的心理背景。但即使顺利启动改革，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何况它又只是一场悲凉的失败的改革。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以及《泰西新史要览》的译本和其他各国改革书籍，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并非中国无人，并非中国知识界的智慧不及日本。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启蒙运动。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变法虽然失败，但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在戊戌变法前几年刊行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工、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他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后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这样的思潮已深植知识界的心胸。
改良与革命的辩证
一般舆论认为，戊戌年要求变法、要求改良，还是保皇主义者，还是要把爱新觉罗的大清朝保下去。这个要分两步看。
从变法的内容上看，就只是保江山的壳子，而内在的实质都要改变。谭嗣同的保皇是要保改革派的年轻皇帝，却不保皇朝那种至高无上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同盟会的诉求有重合之处，只是到达的路径大异。谭嗣同求仁得仁，康、梁却溜之大吉。也不是说他们的逃逸就不对，实在是没有引颈受戮的义务。再说变法虽然失败，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留得青山在，异日尚可卷土重来。但谭嗣同是自己的选择，意在以一己的颈血唤醒麻木不仁的老中国儿女。
谭嗣同太高尚了，他的选择，老大专制、一盘散沙的中国底层社会承受不起，他们更领情的是洪秀全式的唤起。
从清廷的皇族一边来看，假使他们有较高的智慧理念，以原有行政资源掌控改良，则其江山的框架保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改良既承接历史，也指向清晰的未来，就时局而言，也能保持稳定，是当时可见的成本最低的改革。
一般来说，无论是太祖努尔哈赤，还是圣祖玄烨（康熙帝），或者高宗弘历（乾隆帝），当他们的在天之灵得知大清帝国随时代变化而延续，只是改掉了“祖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能不欣然接受吗？但是他们的传人没有这样的智慧。慈禧太后诸人对照变法者的行为、变法的条款，倏然心惊，还是觉得“维护祖制”才是根本，这个根本高于一切，于是怒从心头起，骤然翻脸，菜市口杀戒大开，把所有柔性改良的路子都堵死了。这也导致了清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愚蛮的守旧派要把烂尾工程进行到底。一切和平解决的大门予以关闭，专制政权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怒火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这当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售的了。到了宣统的末年，他们即使捉住了汪兆铭，那个直接埋炸弹向摄政王索命的人，也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然而这个时候，也只能道一声呜呼晚矣！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吃了罚酒才舒服，而是蛮横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可谓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以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仁”的精神实质是“通”，“仁——通——平等”乃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什么是发展规律的阻碍呢？就是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专制纲常礼义无非是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所以到了变法最后的紧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施以缓兵之计，转身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还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置不及实施，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顽固势力做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