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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倒计时-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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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高宗杀岳武穆论》,议论也是别开生面。他认为岳飞不是秦桧杀的:“观秦桧答何铸,高宗其欲杀武穆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实欲金人杀之而已得安其身于帝位也。”(《廖燕全集》10页)他当时的文友有谓:非具二十分胆识,谁敢如此下笔!可破千古腐儒之见。
  他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上层变乱,痛心疾首,拆其病象病因,“在庭诸臣,忠奸不一,议论朝更夕改,率无拨乱反正之才,强敌压境,辄一筹莫展。及幸寇退,则骄语富贵,党同伐异,甚至揽权纳贿,无所不至,其习牢不可破……”(《廖燕全集》296页)他的《张浚论》则阐述专制制度的致命陷阱,“从来奸人害正人”、坏人与无限制的君权相结纳,“其恶亦渐肆,其后遂至于穷凶极暴而不可救止……”
  他笔下的反清复明的志士,处境悲凉,遭遇无形网络,密密匝匝,只有绝望,难以冲决。
  “古君子往往有以轩冕为桎梏,入山唯恐不深者。此岂其得已者耶?然人生至不得已而隐,已非人情,况并欲泯其名而不使见称于世,则其苦有孰甚于此者……”(《廖燕全集》306页)
  他的诗歌,写景则悲壮痛切,镶嵌在景句中的悲绪不是摇落,不是斜卧,而是像强劲的海潮一样,激宕汹涌,不依不饶地扑将而来。他的一律诗说:“胸藏五岳隐难平,浊酒堪浇取次倾。满目烟云供异赏,一天星斗寄奇情。”(《廖燕全集》503页)。又说,“满目干戈天局促,长途风雪客凄其。五更马上吟残月,独木桥边访古碑”(《廖燕全集》527页)。和他的各体文字一样,蒙络因清醒的痛苦产生的沮丧。
  他的眼光,强劲的穿透能力;他的思索,简劲的逻辑推导能力;他的追踪,陡劲的全程打击能力,古典作家中实属少见。自然,他也因此而备显孤独。
  人总是要寻找发泄的通道出口,*的制度,则在恒定的游戏规则中,尽可使精力释放,“该干吗干吗”,一切有所安顿归依。而不论秦始皇的暴烈、明太祖的毒狡,之后总要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循环不止的是非颠倒错乱,祸乱相寻。
  廖燕的结论,也是说到底了,无以复加了。作为这一可贵思维的延伸,再走一步,那就到了林则徐、郑观应时代,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因西风东渐,而透彻反省,向*制度三致意焉。那是士人真正的自觉,他们着眼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力图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他们的认识来自对专制祸害的刻骨体会,而他们傲岸独立的认识,甚至使很多后来的知识分子相形见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3)
廖燕长期为文学史忽略。而此类文学史,数十年如一日,仅于鼎鼎大名者作模棱鉴定,读之使人昏昧不明,尤可恶者,使不明真相之后来青年,以为中国文学仅此而已,其摧颓先贤一至于是。
  实则那些被忽略的作家,不乏深邃的智慧和思想,乃至经天纬地之文,廖燕最为典型。他之被忽略并非后世批评梳理者吝惜笔墨,实因基础训练所致,及手眼、能力、水平所限,见宝不识,智不及此。令到古人创造湮没无闻,有的甚至因长期冷落,物质载体如书籍等的朽坏,而永远归诸*云散,这对文化香火的传承,是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管锥编》对此状况,仿佛放出千万只救生的小艇,在茫无际涯的洋面上穿梭施救,将要灭顶者拯起搭救,上得岸来,复加以理董之重塑之,使以新貌面世。
  像钱锺书这样在时间的隧道里面攻城略地,使淹没的古典作家再现重光,这样的鬼斧神工,无远弗届,这样的一视同仁,“访贫问苦”,裨使野无遗贤,设使古典作家起来投票,恐钱公所得选票,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突兀歧出的史论
  近时看南明史料甚多,后世历史学家评述此段史实的著作,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最厚重。但这厚重似乎只能指其篇幅而言。盖其辨析结裹,颇有突兀歧出的走火之论,极关键处俱不中的,令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顾诚先生说: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南明史·序论》)。
  这样的论断,真可说是醉汉打枪,随意之至,以为中的,而偏离靶心不少。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弭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清朝在中国大乱、青黄不接之际乘虚而入,在无数百姓的尸体上建立了政权。恶贯满盈而惧怕后人追究,怎么办呢?清朝统治者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扬光大。
  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四年(1647)僧人函可藏书案开始,到1799年乾隆帝死去才退潮,延续到1905年《苏报》案,还不算完。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4)
清朝对思想言论者的*,是典型的制度性的*。文字狱的罪恶,几乎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其高潮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占了整个清朝统治的一半还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恶名昭彰,实则清朝文字狱其残酷性远过之。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秦朝也甚短命;而清朝在二百六十多年中仅大型文字狱就制造了一百多起,直接残杀数万人,仅庄廷珑一案,就有数百人遭株连。
  清朝的文字狱,加剧了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极大地毁伤了社会的活力,造成了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愚昧、大停滞乃至大倒退,直接引发了绵延至近现代的百年屈辱、苦难。
  明朝的知识分子,结盟立社,他们的势力往往足以制约官吏,所以明朝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威势和声望,明末的知识分子在东南一带经过数十年才逐渐平定,清朝统治方法一方面用吏治来诱惑,一方面恐吓杀害,智识者逐渐退尽明朝的嚣张气概。清朝建立卧碑来压制知识分子,里面规定学者、儒生不能轻易介入官司,军队或民间一切事物不许儒生上书陈言,否则逮捕治罪;儒生不许纠集党人立门结社,不许干涉、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自行刊刻,违者提官治罪……清廷为所欲为,而智识者生存空间愈狭,一般的无知小民更不敢官方理论了。
  所以清廷摧残知识分子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没想到最后灭亡在知识分子手里面。
  专制实体的朽坏,无论内外因,总不能维持其命运于永久。当时外族来侵略,令明帝国解体,后则混杂通婚融合之。但他们当时汹汹而来之际,无论明朝怎样腐朽,他们前来,却并不是推翻专制、打击腐朽,不过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城破之日,迁怒于老百姓,放肆杀戮,可百姓并未得罪他们。今有人以当下眼光视往事,他们今天完全不能想象先人是怎样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煞有介事以为前人抗清错误。难倒应该引颈受戮吗?须知,他们是杀戮来的,是窃掠来的,是*来的,是蹂躏来的,是持刀挥鞭来的……不是送压缩饼干,也不是送美国罐头,更不是送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来的……他们所依赖为统治合法性的背景,乃是皮鞭大棒和刀枪炮。
  左光斗在京担任主考的时候,在郊区的庙宇里遇到复习应考的史可法。风雪严寒,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盖在他身上。后来考试时又将他批为第一。他已看出文卷中的担当,等到左公被魏忠贤构陷下狱,备受酷刑,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脱尽,史可法去探望他,呜咽不止。而左公以糜烂之国事晓谕,力促其离开。史可法后来流涕告人:“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是方苞的名文《左忠毅公逸事》所载。可窥史可法的精神资源之所由来,他的良知以及作为民意代表的分量。
  史、瞿、郑这几位梁柱,国难当头,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并非尽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实在也是对深重民瘼、人间疾苦,念兹在兹,而作悲壮的一搏。制度决定人的命运,而非完美度。完美度,也不能替坏制度背黑锅。
  顾诚先生乃做学问的典范,他著《南明史》,看了一千余种相关资料,有的相当偏僻。端的是皓首穷经,令犄角旮旯资料无遗类,即资深同行专家也极为赞佩。这本来是他所独有别人略无的巨大优长。但其问题在于,一者综合辨别能力稍逊,不能以调和鼎鼐之力手定乾坤;一者运用资料阐明观点时严重走偏,令其价值失色不少。所以他的强势未能转化为优势,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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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恶内外
关于贤与不肖,司马迁很早发出深深的叹惋,他说: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誷主上……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他在这篇《日者列传》中,不仅感慨贤与不肖的颠倒,而且还对世人认识的偏差深感忧虑,因为“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陈寅恪先生悲道德、风习纷乱变易之际,世态出现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82页)
  此种对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申发,哀吟长喟累世不绝,代不乏人。司马迁太史公大著中常见,韩愈文中也多表露。《楚辞》谓“群小流言飞文”,群小,即陈寅恪文中“不肖者巧者”;又《鹤林玉露》卷九论末世风俗,谓“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亦此意,极精辟。曾国藩尝叹忠愤耿耿者不可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在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婪退缩者,昂首而上腾,而高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王逸注《楚辞·九叹》亦谓“言小人进在显位,贪佞升为公卿者也”。
  真是凤凰远潜,而鸡鹜满堂。粪壤充帷,申椒不芳。
  在恶劣的世态中,贤者、拙者、贤士、贱者、忠愤耿耿者——这类人,也即世间良善,往往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在生存急剧摩擦竞争中束手无策,而不肖者、巧者、谄人、群小、贪婪者,这些人——也即人中畜兽,却往往弹冠相庆,无恶不作,藐视一切基本游戏规则而如鱼得水。
  从古贤者到陈寅恪先生,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无端消磨扼腕以叹,俱对此人间痼疾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至储安平先生,把这个意思发挥到极顶,他有多篇文章伸发这种感喟,真是哀鸣声绝,而继之以血。他认为一手遮天的一元体制,大大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那种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除了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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