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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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通过与华族的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夷狄身份。直到隋唐，门阀之风才渐渐式微。刘禹锡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一曲没落户终结的挽歌了。
但也不禁奇怪的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本求平等的目标，忽然在一个时期内，又被阶级出身以定高低的“血统论”代替，红黑五类之分，也曾甚嚣尘上。由此不难看到，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常常于不期然中，会被人重新捡起，以“革命”的名义借尸还魂。有些深通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保脑袋里没有一丝封建残余，这也许便是老调子总唱不完的道理了。
这也无碍人们的前进步伐，现在的南京城里，不仅王谢的尊贵府邸找不到，恐怕连等级森严的朱雀桥和乌衣巷，也将随城市新建而成为史实。在这儿生活着的普通人，一定会营造自己新生活的歌，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每个时代总有它自己的声音，那种悖谬的陈腔老调，大概早晚要画上休止符的。
宁人负我 我毋负人
这都是前不久的事，一位所谓“朋友”，为了自己的前程，颇干了些不光彩的事。其实，这也是常事，搞小动作，打小报告，做小手脚，下小绊子，对那个吃了苦头的人来说，本也无所谓，咬了也就咬了，这年头，本不算稀奇。他不咬，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这样的“朋友”来咬。于是想开了，反正得挨一口，谁咬不是咬呢？
不过，用不着先是“隔壁王二不曾偷”地推脱洗净，装着没事人似的；接着，手上的血，屁股上的屎，根本就遮挡不住了，脸由一红变成一白。“我就这个德行，怎么样吧？”
那张白脸，使我想起一出京剧，叫《捉放曹》里的那个曹操。
这位奸雄行刺董卓不成，逃出洛阳，亡命流窜，行到###地方，被陈宫捉了，因他是个反卓义士，不但释放了他，还挂金封印，随同他一块干革命去了。
那句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曹操在猜疑之下，杀了吕伯奢一家，路上碰见吕伯奢本人，结果一不做二不休地又把他杀掉以后，对同行者陈宫说的。从此成为恶谥，也给曹操定了性，千古遭人咒骂。
这位所谓“朋友”，文不成，武不就，又耐不得寂寞，就本着这样的原则行事，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了。
说实在的，在光明磊落这一点上，我是赞成曹操的，他不是鲁迅先生讽刺的“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也不像时下一些先生们，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称兄道弟，背后落井下石。搂得你挺紧，可捅进你腰里的一刀，也挺深。曹操杀了人，就只讲“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话，而决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反对董卓的宏图大业啦，为了保卫汉王朝的最高利益啦，我杀他们是局部问题，而我必须生存下去，才是大局啦，为自己那脏抹布似的灵魂得到一丝慰藉。
中国的儒教文化，其中就有和基督教“打了左边耳光，再把右边让他打”相类似的“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内。所以，这位“朋友”，脸部先心虚理亏的红，恐怕是最后一点良知在起作用的，等到卖友之后求到荣，那就索性像曹操一样的大白脸了。
但曹操令人敬佩之处，是他自己把脸抹白了的，而不像我的这位“朋友”，是别人用唾弃，用鄙视，用压根儿的看不起，把他的脸抹白的，这就是英雄和小丑的区别了。
其实，在物质相对贫穷的原始社会里，人欲尚不到横流的地步，这种“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多半属于憧憬中的美德。等到了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奴隶、封建、资本社会里，那种血肉纷飞的人吃人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细想起来，曹操敢这样做，敢这样说，不也光明坦荡，心口如一，不失英雄本色吗？比之那些实际上如此行事，偏又做出一番假张致，满嘴道德文章革命口号，甚至还流出两滴鳄鱼泪者，要大气得多。
老实讲，干出类似杀吕伯奢这种事的，曹操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可他说了这句话后，倒使后世仿效之徒，前有车，后有辙，讨了个心安理得，少许多内心纷扰。于是上至领袖群伦者杀功臣，戮贤良，下至一般干部者卖主子，叛亲友，便以自己生存为理由，放开手脚地去干了。
现在，我的这位“朋友”，据说，混得蛮不错的，酒色财气，好像都全了。
我想，若是魏武帝还健在的话，这位“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的大诗人，看到这班混混儿，在那儿作丑态百出的跳梁表演，肯定会发出一位西方哲人的感慨：“我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
许多许多的不幸之中，莫过于“人格萎缩”或“侏儒化”的这种世纪病，最让人丧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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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叫你不长胡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
曹操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袁绍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陈琳才这样羞辱曹操的。
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能影响国策，左右大政，甚至还能挟持皇帝，为所欲为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几十个皇帝中间，英明者少，昏庸者多，才智者少，暴虐者多，正派者少，荒淫者多，有为者少，嬉乱者多。这样，太监就成为那些昏君暴君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得力帮凶。
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涓结党，把握宫闱阻塞贤路秽乱朝政的结果。《三国演义》的第二回，就有“何国舅谋诛宦竖”的情节。而这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也不过沾他妹妹的光，得权重任。他与十常侍的矛盾，狗咬狗，一嘴毛，都想独吞最高利益，实际还是后宫的权力之争。
但何进掌握兵权，这些太监们很忌讳他，设了一计，把他诓进宫内。这个武夫也太自信了，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长乐宫，结果被砍成两段。何的部属袁绍、袁术在青琐门外等候，忽见何进的脑袋从宫墙里扔出来，遂引兵进入内廷，大肆屠杀。凡阉官，不论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要杀，统统地杀，要整，统统地整，非无一幸免不可，这才罢手，而且，从来不怕矫枉过正的。这种极端的结果，到了后来，便必然是冤假错案，是随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但在汉末，对不起，杀也就杀了。太监是无须，但不等于无须者都是太监，这本是正常之理，完全应区别对待。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挺爱绝对化的，既然太监无须，那么无须者则皆是太监无疑。如果有人跳出来申辩，本人并非太监，也要砍头的。哪怕明知砍错了，也不会认错的。袁氏两兄弟肯定振振有词地反问：“谁让你不长胡子呢？”
虽然这一朝的太监被杀得干干净净，但不等于从此就断了太监的根。只要有皇帝，就必然还会有太监。只要有太监，宫廷里秽乱现象，便仍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因为，凡割掉了“那话儿”的人，不男不女，不阴不阳，必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由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全部地歇斯底里，就表现在对于所有正常人的仇恨上。有些嬖幸的近侍宠臣，虽然“那话儿”还在，可能由于和这班阉人接触太多的缘故，也会熏染出可怕的太监心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干政，弄臣作乱，阉竖擅权，指鹿为马的丑恶政治现象，从来没有绝迹，时不时地，看到这种历史沉渣的泛起。大凡只要有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和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以及对权力的无法监督与制约，这种太监或类似太监的近幸，窃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不会绝迹。
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肉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
蔡邕之死（1）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叫“士”。
士，讲究清高，“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士农工商排行榜，他放在第一位，说明对士的尊敬。《礼记》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哪怕犯罪，士由于其学问人品，也享有特权。譬如不绑不捆，不拉不拽，即或是死罪，也不押解到荒郊野外砍头。
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的象征。有的，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掉脑袋。“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着实弘扬中国人的志气的。要无这些人增光的话，历史也太暗淡了。
但是，五千年来，有的时候，有的士，说起来挺像回事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正人君子，道德文章，他自己也觉得挺像回事的。然而，屈服于暴力，拜倒于金钱，败坏于酒色，砸锅于荒唐，也是屡见不鲜的。更多的士，却是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感情冲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汉末灵帝时，侍郎蔡邕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他就是那位以《胡笳十八拍》闻名的女诗人蔡琰的父亲。蔡琰好文辞，精音律，看来确系蔡邕家学渊源。蔡邕一生以辞赋、书法、音乐方面的成就，成一代宗师，为世人称重，是士中的佼佼者。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自写碑文勒石的。他还深通音韵，所制作的一把焦尾琴，史称千古一绝；辞文则更出色。“穷变巧于台榭，民露处而寝湿。请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愤慨之声，发自肺腑。倘不丧命，修撰汉史者，非他莫属；在朝廷中，也是个有识见、敢进谏、不畏强权的政治家，为此获祸于宦官，流放朔方，亡命在外十多年。
就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有头脑，有节操，敢作敢为的士人，一位大学问家，竟在董卓拥兵窃国，杀人如麻，天昏地暗，正直的士无不远遁他乡，不屑也不敢与之为伍的时候，蔡邕却在胁迫之下出仕。所以说，聪明和糊涂，虽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一个人身上，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越是大知识分子，也越是难免“大智若愚”的状态了。
按说，蔡邕不会不了解那个有豺狼食人之心，怀不轨叵测之意的独夫民贼，不会不明白这样的官是做不得的。但是，董卓托人捎话过去：“我是会杀人的，你不来作我的官，我不但杀你，还要杀你的一家！”在军阀的淫威之下，为了保住脑袋，蔡邕遂“偃蹇”。生死关头，士常常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的苟且之计，也许还不能称之糊涂。但蔡邕当真的做起官来，为董卓划策进言，很难说是他的聪明，还是真正的糊涂了。
其实用蔡邕，是董卓听信他女婿李儒的建议，这个狗头军师要他“擢用名流，以收人望”，本来不过是做做样子的。蔡邕完全可以虚与委蛇，像司徒王允，虽照样在朝，却在用连环计图谋董卓；或者像后来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到了洛阳以后，《后汉书》说董卓“三日之间，周迁三台”地提拔重用，这让他受宠若惊。
所以天怒人怨的董卓被王允定计伏诛，暴尸市中，人人争食其肉的时候，蔡邕“不为国庆，反为贼哭”，在那儿俯尸不起，这实在是绝不能原谅的糊涂了。被捕以后，他竟然说，大义他是知道的，向背他也是明白的，“但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
明知自己错，但振振有词，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大概连最后一点聪明，也丧失了，于是被缢死狱中。
好动感情，是知识分子的致命伤，一旦感情用事，便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失去理智。蔡邕肯定是无可救药地彻底糊涂了，所以明知董卓死有余辜，才定要这样感情冲动一下的。不过，他不像有些聪明人（这样的士是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