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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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5）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疏勒王遣臣磐到贵霜为质子，后在贵霜扶助之下，臣磐返国为王，以后又一直协助汉维持西域各国政治秩序。中亚国际交通的繁荣，与贵霜统治者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种局势之下，担任都护的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可以一路顺风地穿越贵霜与帕西亚，这本身就反映出当时中西交通的状况。　　　

　　贵霜也继承了通过货币作为贸易媒介的传统。它发行的货币，表现出与东西方世界的密切关系。据研究，贵霜的几乎每一个帝王都发行了自己的铸币，丘就却的钱币极似罗马币，版式、大小、重量几乎全同［119］，其后的SrtterMêgas发行的统一铸币，形式上是希腊式，但品质上却又与汉朝铜币相同［120］。阎膏珍时代，初年发行铜币，后期大量发行金币。此时正值东汉重开西域交通，二者之间，应当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单纯以为阎膏珍时代的黄金来自罗马［121］，或者进而认为贵霜的钱币主要受罗马的影响［122］，并不确实。汉使到西域，“非出币帛不得食”，可见中国使者商人在此地交往贸易，付出的除丝帛外，也有钱币。上述贵霜铜币的品质，仅为一例。　　　

　　贵霜在经济交往上和政治关系上与中国比较接近，但文化上却较多地反映了西方特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它的文字，早期是巴克特里亚古语，即东伊朗语的变种，丘就却至阎膏珍时，官方亦采用北印度的佉卢文（见于钱币上）。至公元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以后，又逐渐采用希腊式的吐火罗语。他发行的钱币仿效哈德良时的罗马币［123］。其后，又在北部流行粟特文。而见于铭刻和后期钱币上的是一种错讹颇多的希腊文［124］，据信是贵霜文。在这方面，贵霜吸收、调和外来文化的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　　　

　　贵霜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中，另一件大事是佛教的东渐。贵霜之民，原本多是游牧部族，并无宗教信仰。但由于在巴克特里亚故地广泛吸收多种文化的影响，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贵霜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与印度交往密切，所以印度的佛教于此时传入贵霜，在迦腻色迦时代，竟成国教，达到极盛，以至于成了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策源地。有关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论述。　　　

　　由此可见，贵霜帝国无论是其历史渊源，还是它的兴起、发展过程，都与中原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汉代对西方开展的交往中，它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以上是中亚地区各主要国家和部族的社会概貌及其与汉代中西交通的开辟与建设的关系。　　　

　　从系统的整体来看，在秦汉时期，中亚地区诸城国、部族（包括西北部的康居、粟特等），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业为主，即使是公元1世纪已富盛一时的贵霜帝国，也是在许多游牧部族混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这一共同特点，使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整个中亚地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两个特性：一是政治上对汉朝中央政权的倾向和依靠性，二是物质、文化上发生广泛的接触和互相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对汉朝的倾向性，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其“国力”缺乏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因而易依附其他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和政权，经常表现出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在两汉时期的几百年间，这些小的城国和部族，常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选择投靠对象，使这一地区政治局势有时显得不够稳定。但由于中原文明的高度进步，已远远超过匈奴，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上，汉代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匈奴依然顽固地坚持奴隶制度，对西域各部实行严酷的奴役式的统治和掠夺，遭到西域各族人民的痛恨和各部统治阶层的反对。因此，塔里木盆地周邻大小民族政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力图摆脱匈奴的压迫和统治，希望臣属汉朝中央政府的。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职及其建制一俟设立，便威望大增，各城国纷纷依附，遣子质汉，使中华帝国的政治威望，很快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远的地方。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和国家，也渴望提高自己较低的文明水准，对于汉朝的军事挺进和政治开拓，是热烈欢迎的。他们在物质、文化上的互相交流、融合性，产生于这些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经济传统。他们的农耕生产不够发达，但畜牧业却有较高水平。因此，一方面他们一旦接触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生活方式，便无法抵抗诸如丝绸、铁器、漆器、服饰等中原产品的巨大诱惑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拥有足够的畜产品作为支付的手段。于是各种形式的交换便发生了，而且比中原地区的商业活动来得更便利、更频繁，范围更广大，因为在西域地区各部族中，是不知禁商主义为何物的。他们甚至是中亚地区最早的货币形式的创造者，“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125］。这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的基本要求，使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中西道路正式开通以后，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很快达到空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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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6）　　　　　　　　　

　　如果说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汉代社会迅速走向开放的内部动因的话，那么西域各少数部族的上述两个重要社会特点，便构成了中国通过中亚地区与西方世界广泛接触和联系的良好外因。即使是“不属都护”的贵霜，它有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有较为发达的希腊古典文化的深刻背景，但在汉帝国强大政治攻势和先进文明的震慑之下，也以中介者的身份，参加到这一开放、交往的宏大潮流中来。它本身所表现出的许多特点，如它对东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它在地理上是国际交通的十字路口等，一方面使它繁荣了自己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说，它已成为中国社会对外交往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朝的“岁奉贡献”，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三、帕西亚帝国与中西交通的关系　　　

　　公元前3世纪，几乎与巴克特里亚地区从塞琉古王朝中独立出来的同时，从北方草原南下的一支部落，来到里海东南部地区，在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首领的组织下，这个部落与当地人共同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塞琉古王朝在伊朗高原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帕西亚（Parthia）。而Arsaces王朝的名声，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径，传到中亚，继而又传入中原，似即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安息”之音源。　　　

　　帕西亚这个强烈反希腊化的帝国，在西亚的广大地域上维持了470余年（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但它真正比较强大的时期是从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一世（公元前171年~前138年）在位时开始的，他与阿塔班努斯（Artabanus）二世（公元前128年~前124年）的东征西伐，将整个伊朗高原和西亚两河流域都纳入帕西亚版图。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从帕米尔高原向东西两方看去，就会发现两边的世界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变革：汉朝政府正在征伐匈奴，并且开展了对西域的交通，使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在中亚，月氏部落正在进行第二次迁徙，他们急促地驱赶着畜群，由伊犁河畔来到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与当地希腊化土著和南下的塞种发生冲突、混合，不久后贵霜翖侯统一了各部，建立了大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原、中亚和西亚这几个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的程度本来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一时期，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使万里之遥的亚洲大陆上，发生着近乎同步的社会变化。　　　

　　如果说汉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在中亚社会进步中起到杠杆作用的话，那么中亚民族的迁徙，以及在各个方向上、各种形式的贸易交往活动的开展，对于帕西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中西交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帕西亚与罗马国家的关系和特点。　　　

　　帕西亚部族从塞琉古王朝中脱颖而出，并未以自己的独立地位为满足，而是着力从事对外征略。数十年间，竟发展成为一个世所瞩目的强大帝国。它对于西方的罗马国家，对于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及以后的贵霜帝国，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力量；它也像一具巨大的屏障，阻隔在中亚与欧洲之间。　　　

　　建立帕西亚帝国的牧民武士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里的希腊化作风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他们不但在各方面抵制西方的传统，而且对西部的罗马国家始终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而罗马则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多方面的，例如：为了扩大疆域；为了开展和垄断世界贸易；甚至罗马将领克拉苏为了建立起自己的武功，以便与其他两巨头在政治舞台上抗衡，等等），也不断向帕西亚发起侵略性的进攻。这样，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最大阻碍。许多罗马的著名人物，如庞培（Pompey）、安东尼（Antonius）、图拉真（Trajan）、奥里安（Orian）等，都曾参加过罗马对帕西亚的战争。公元前53年，克拉苏甚至战死在帕西亚战场，他的首级被送到帕西亚王奥罗德斯（Orodes）的殿堂上［126］。公元前36年，安东尼再侵帕西亚，被后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此后双方战争不断，各有胜负，相持于两河流域，直至公元3世纪帕西亚为萨珊王朝所取代。从帕西亚的经济基础来看，它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抵制西方最强盛的罗马帝国的进攻，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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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7）　　　　　　　　　

　　罗马与帕西亚的战争，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罗马人对东方财富的贪欲，并且渐渐发展成为对帕西亚疆域的觊觎和入侵。但帕西亚的商业操纵者们却十分清楚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们也用各种手段来阻遏罗马与中国的直接沟通，这在中国史书中是有明白记载的［127］。为了控制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各自采取经济霸权主义的态度，使西亚上空的战争乌云，变得愈加浓厚。反过来，凡是在国际商道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如战争、移民、灾害等），也极敏感地影响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帕西亚在政治统治上反希腊化，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也是落后的民族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的历史必然，正如中亚大月氏及塞种迁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并未消除当地的希腊化传统，反而受到这种传统文化极大影响一样。帕西亚的货币制度，与巴克特里亚及贵霜一样，承袭希腊标准。希腊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这些特征，使它的人民能与西方民族保持多方面的接触，而不是因为统治者的交恶和战争，使民间的通好往来发生中断。因为罗马商人所交易的丝绸，大部分都是从帕西亚商人手中买到的。　　　

　　如果边境平静，这种交易可以从陆路上达成；如果两国在交战，这种交易便转移到海上。这种情况也与汉代西陲地区一样，中原王朝与西胡各部关系正常，则交通畅达，贸易频繁；一旦发生动乱和战争，交通阻塞，各部族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可能暂时中断，但民间的贸易来往仍在进行，只不过规模较小，途径不同罢了。　　　

　　帕西亚与罗马的关系，就是以政府之间的斗争与人民之间的通商这两方面内容为主要特点的。　　　

　　帕西亚与东方国家（主要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和中国）的关系，则与罗马大不相同。　　　

　　巴克特里亚是一个希腊化的政权，而帕西亚却完全由反希腊化的北方游牧族所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早期常常为争夺相邻地区的疆域而发生冲突，例如原属于巴克特里亚治下的马尔吉亚（Margiana，今俄之卡拉库姆沙漠南）及阿里亚（Aria，今赫拉特Herat），均被帕西亚夺占。不过，在月氏五翖侯进入巴克特里亚以后，帕西亚的主要精力被罗马帝国的东侵所缠绕，放松了对东方的控制，并且它与东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