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上卷)-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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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随我一起来到太原，我送他在驿馆住了下来。他想见见你，你是否愿意见他一面？”
“且慢！”
张之洞在心里犹豫着。尽管李提摩太反对吸食鸦片，又捐款救赈山西的旱灾，不属于洋人中的恶劣之辈，但自己身为山西之主，接见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脸面，这个脸面值得给他吗？当年清流党的中流砥柱，基于多年的宿怨，仍不愿意降尊纡贵与夷番打交道。
桑治平深知张之洞的疑虑，他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张之洞说：“这是李提摩太写的一本小书，你不见他可以，我劝你不妨读读他的书。我先回家去了。”
说完离开了抚署。
李提摩太的这本小书名曰《 富晋新规 》。张之洞对“富晋”极感兴趣。作为一个山西巡抚，在完成禁烟、清库、整饬吏治等几桩大事之后，当务之急便是要设法让山西的百姓富裕起来。这一点，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从来是明白的。在做言官的时候，他便清醒地认识到，一切举措，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百姓的富裕，若这两个目标没有达到，其举措则没有落到实处。山西贫困，如何使百姓致富，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实在。张之洞倒要认真地看看，一个外国传教士是如何借箸代筹的。
他打开《 富晋新规 》，打头一句话便引起了他的注意：“为政有四大端，一曰教民，二曰养民，三曰安民，四曰新民，教之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
“五常之德”是华夏的圣训贤德，乃张之洞信守笃行了一生的准绳，这个洋教士并没有以他的上帝耶稣的教义，而是以中国的道德伦常来教化中国百姓，此人看来真的不可恶。
“养民者，与万国通其利。斯利大，则民易养。安民者，息兵弭战，使民有安乐之居也。新民者，变通求新也。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乃求新之惟一法则也。”
“穷则变，变则通”，张之洞读到这句《 易传 》上的话时，感到很亲切。心里想：这个洋教士的确读过中国的书，也懂得中国的学问，看来是不简单。
再往下读，李提摩太具体提出四条富晋新规来：开矿产，兴实业，通贸易，办学堂。这四条新规讲得也还有些道理，山西巡抚感觉到自己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他很快就把这本只有三万字的小册子浏览完毕，立即派人告诉桑治平，明天上午在抚署召见李提摩太。
第二天上午，桑治平将李提摩太带了进来。当李提摩太说了一句“拜见巡抚大人”的话，抬起头来时，张之洞用他又大又长的双眼，将这个洋人注视良久。他生平还是第一次如此近地观看一个洋人，而这第一个洋人便让他惊异不已。
这个洋教士不但没有穿黑长袍戴银十字架，就连通常的洋装也没穿，而是穿一套中国普通绅士的服装：酱色土布长袍，黑底起金色团花的缎面马褂，戴一顶黑呢瓜皮帽，尤其令张之洞诧异的是，瓜皮帽底下分明晃动着一根长长的辫子。
这身打扮立时给张之洞一种舒服的感觉。流畅的中国京腔，典型的袍褂发辫，大为消除张之洞心中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当然，李提摩太毕竟是洋人，他深陷下去的蓝色眼睛，高高隆起的鼻梁，以及架在高鼻上罩着蓝眼的那一副金边玳瑁眼镜，都在表明他来自异邦。
张之洞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将他以远客对待，先奉承了一句：“先生的中国话说得真好。”
李提摩太说：“我从英国来到贵国，将近十六年了。我刚来那几年，专门请了一位生长在北京的朋友教我说中国话。我现在不但能说北京话，还能说山东话、山西话，也可以说几句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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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观摩洋技（4）
桑治平插话：“李先生在潞安府一带，与当地百姓说话都说山西话，连鼻音都学得很像。”
这句话引来张之洞发自内心的笑容，说：“我当了两年多的山西巡抚，都还不会说山西话，先生是语言天才。”
李提摩太说：“久闻抚台大人道德文章满天下，我非常钦佩。”
说完，他右手按在胸口，微微弯了一下腰，做出一个极恭敬的姿态来。
“也不过徒有虚名罢了。”张之洞淡淡一笑，摆摆手，“请坐吧！”
待李提摩太和桑治平都坐下后，张之洞问：“听说先生可以帮忙将山西之铁运到上海，且脚费低廉，不知有何良法？”
李提摩太答：“山西之铁运往各省，大多走陆路。陆路耗费很大。运到南方去的，遇有江河，也用船运，耗费跟全走陆路的相比，要省一些。我想请敝国的轮船公司帮忙，走海运一路，在天津塘沽港上船，直达上海，这样可以省去三分之一的脚费。”
海运！张之洞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他知道十多年前，南方的漕粮便有由外国轮船从海道运到北京的，既然可以运粮米，当然也可以运铁块。
“你跟轮船公司熟？”
“敝国怡和轮船公司，在贵国长江上经营航运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一向信誉很好。”李提摩太带着几分自傲的神态说，“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的同乡，我们小时候在一起长大，有很深的友谊。山西产铁和煤，要运出省外卖掉才能获取大利。我可以跟我的同乡说好，今后山西的煤铁到沿海一带的运输，都由怡和公司包起来，双方签订契约：怡和公司以八折优待山西省，山西则不将这笔生意再给别人。先签两年试试。如果行，就继续签，不行则到期自行废止。这样，不论对山西，还是对怡和公司都有利。”
张之洞觉得很好：改用海运，已经节省不少脚费，再打八折，又省了一部分，山西的煤铁总得要人运输，何不就找怡和公司一家！
“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就先试一试这次运铁吧！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同怡和公司签两年的契约。”
“抚台大人是个爽快人！”李提摩太满脸笑容地说，“我去对怡和公司说，这次就以八折优待！”
李提摩太心里很高兴。他为怡和公司揽到一笔大生意，山西的煤和铁都很好，以后再去游说别处，让他们来买。如此，怡和公司与山西的生意便可源源不断地做下去，获取巨额利润。自然，他从中也可以得到极为可观的佣金。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张之洞说：“我读了先生的《 富晋新规 》。先生为山西的致富，用了许多心思，作为山西省的巡抚，我对此很感谢。先生的书里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这些还需要我们再从容商议。今天暂不谈这个。先生是英国人，英国在世界上号称头号强国。我想请先生谈谈，贵国主要靠的什么来富强的。”
李提摩太答：“敝国走上富强之路，靠的多方面的原因。大人若有兴趣，我今后详详细细地给大人禀报。我先给大人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敝国的科学技术要比贵国发达一些。”
“什么叫科学技术？”
童年时代便已把《 说文解字 》背诵如流，自认为凡中国文字都懂的张之洞，对“科学技术”一词却茫然不知所解。
见李提摩太的手在头上的瓜皮帽侧摸来摸去，桑治平知道洋教士被这一问给难住了。的确，这个英国小学生都懂的词，现在要用中国话来诠释，李提摩太一时真的还不知道如何去组织词汇。前些年便开始留心西方学问的桑治平只得代他解答。
“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桑治平思索片刻后说，“这‘科学’二字，指的是每一科每一门的学问。好比说我们中国有经学，就是专门研究五经的学问。经学里又有易学，就是专门研究《 易 》的学问。外国人则认为每样东西里都有学问。如专门研究一二三四这些数字的叫做数学，专门研究猪狗牛羊的叫做动物学，专门研究刮风下雨的叫做气象学。这些统称为科学。至于技术，就是实际操作时的技能。如建房屋的技能，就叫做建筑技术。外国人的钟表很精工，就是说他们制造微小机器的技术很高明。李先生，我这样解释，不知对不对？”
“很对，很对！”李提摩太高兴地说，“就是这个意思。贵国人很聪明，但聪明才智都用在对人的研究上。如一个士人应该如何如何，才能被别人承认为君子。一个官员应该如何如何，才可以得到上司的信任，做到迁升快、官运好。又喜欢把精力用在对过去事情的记诵上。我与许多中国官员谈话，发现他们对贵国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但对眼前发生的事却讲不清楚，更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办法来。”
真可谓旁观者清！这个洋教士的几句话说得张之洞不得不在心里表示赞同。中国官场不正是这样的吗？许许多多的人成天算计的，就是如何去博得上司的好感，求得早日升官换顶子。要说起本事来，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复述前朝掌故的记忆力，至于经世致用，则一点能耐都没有。
李提摩太继续说：“我们英国人则更喜欢对天地间一切事物都用心研究，从中发现许许多多对我们人类有用的东西。我们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得力于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得力于科学。又得力于将研究成果变为人类所用的转化，也就是技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英国的富强，得力于科学技术。”
第六章 观摩洋技（5）
张之洞似有所悟，沉吟不语。这时，巡捕送进来一个大包封。桑治平知道张之洞有紧急公务要办，便起身对李提摩太说：“张抚台有公事要办，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李提摩太忙起身告辞。
张之洞说：“明天下午你再来吧，我们接着谈。”
二 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
这个大包封里的文牍非比寻常，它是军机处奉上谕向各省督抚发出的关于越南战事的通报，并附有最近几个月越事进展的各种资料。
四夷之事一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清流党人，视为不可推卸的分内的事情。东南西北边境的风吹草动，清流党人尽管远在京师，却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朝鲜、琉球、越南等中国的属国，他们更是特别地关注。张之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积蓄他的四夷之学的。尽管已来到山西做巡抚，他的志向仍在经营八表，晋省以外的大事他都关心着。这等重要的军国大事，他张之洞怎能不管？他当即停办手头上所有的事情，一头扎进包封中。
越南之事由来已久。
早在同治元年，法国便与越南阮氏王朝在西贡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越南割让边和、嘉定、定详三省和康道尔岛予法国；并向法国赔款四百万元，允许天主教在越南自由传教；开放士伦、广安等港口，法国船只可以在湄公河自由航行和经商。
有了这个条约，法国便不把越南政府放在眼里，在越南境内为所欲为。法国驻西贡总督派遣一支以安邺为头领的军队，攻陷北部大都市河内，试图控制整个越南北部，以便经红河直接进入中国，扩大其海外贸易。
在中越交界处有一支独特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军旗为镶着七颗星星的黑色旗帜，人们叫它黑旗军。黑旗军的首领名叫刘永福。刘永福是中国人，籍隶广西，原是广西天地会头领吴元清的部下。吴元清起兵反清，自号延龄国主。吴失败后，刘永福率部队二千余人进入越南，驻扎在保胜一带。刘永福精明强干，黑旗军颇有战斗力。此时，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的请求，率部进攻由法国人占领的河内，斩首数百，法军头领安邺也在被杀者之列。法国政府见越战失利，乃拘捕在巴黎的越南三个使臣，以甘言诱引越南国王与之签订第二个西贡条约。条约规定法国赞同越南为独立国，但外交须接受法国监督；越南则承认法国在越南南部享有主权，并向法国开放海防、河内等港口及红河航道。这是同治十三年的事。
以后几年，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以及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等人都多次提醒朝廷，要加强广西、云南的边防，警惕法人的入侵，但这些话并未引起慈禧和恭王的足够重视。
光绪八年，法国派兵攻陷东京。第二年，法国海军大佐李威利率兵至河内，扬言攻打首都顺化。越南国王害怕，再次请刘永福出兵。刘率黑旗军在河内城外大败法兵，斩李威利及兵士二百余人。越南国王因此授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政府不甘失利，又派遣少将波欧率陆军攻打顺化。正在这个时候，越南国王病死，政局混乱，新国王向法国乞和，缔结保护条约。此条约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不得干涉越事。越南因此而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了。
接着，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