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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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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扣为“人质”。东林党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后,杨涟即疏劾魏忠贤,欲绳之以法。虽然在王安保护之下,使用调包之计,混淆视听,将李选侍身边另一个名叫李进忠、也犯有过错的太监(前面说过,当时魏忠贤还未改名,也叫“李进忠”)推出抵罪,但这始终是魏忠贤的一大心病。后来对杨涟、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实在也是被这恐惧所激发———从清洗东林党后推出《三朝要典》来看,魏忠贤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东林党人作为这段历史的“正确路线代表”。既然老大一马当先,带头迫害东林党,三案以来与东林党人有各种“不解之怨”的众宵小,能不欢欣踊跃、奋勇向前?
  此为党祸发作之前的一些背景。然而,大狱兴起,第一位受害人却并非东林党,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话说天启四年,魏忠贤权力已达极盛期,阉党亦成气候,“正人”与“小人”之间,已到决战时刻。四月二十一日,有人突然上了一道折子,指控内阁中书舍人汪文言招权纳贿,而其后台正是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和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奏折递上的第二天(乙巳日),就有“圣旨”“下文言镇抚司【狱】”{113},反应出奇地快,恐怕是预先安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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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8)
这个姓汪的,算是当时北京政坛和社交界的一位奇人。安徽歙县人,并非正途出身,过去在县里当一员小吏。有苏秦、张仪之才,聪明之至,脑子好使得不得了,做人也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而且颇具任侠之风。因为这些禀赋,万历年间,他被当地一位地方官看中,为他捐了监生(国立大学学生)的名分,派到北京“卧底”———在官场中“刺事”。由此,汪得以结交京城上层社会,所到之处,其为人和才干都教人刮目相看。靠某种机缘,他与当时的东宫伴读王安相识;据说,他经过观察,发现王安“贤而知书”,于是“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风雅之间,彼此相得。后又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很快成为北京政界要人跟前的红人,或者说,中国明代的“院外活动家”。他以这样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史》记有两条:一是“用计破齐、楚、浙三党”,详情不明,倘真有此事,此人巧智恍若孔明再世;二是光、熹之际,也就是“移宫案”过程中,“外廷倚刘一燝,而【王】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114}———朝廷事靠刘一燝,宫廷里面靠王安,而刘、王之间的沟通,则靠汪文言,最后成功粉碎李选侍的听政企图。这第二件大功,非同小可,汪文言以一个民间政治家,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这种作用,也真称得上古今一人。东林党人一直很器重他,叶向高任首辅后,破格简任他为内阁中书舍人。官职虽然顶小,但对一个没有“文凭”、“学位”,亦即本无资格做官的人来说,毕竟算是把脚踏入了官场。
  正为此,尤其汪氏在“移宫案”中扮演了那样的角色,他早已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魏忠贤绝不以整汪文言为满足,汪下狱,只是由头,以便挖出“后台老板”,揪出更大的牛鬼蛇神。东林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负责办这案子的镇抚司首脑刘侨,并非阉党。东林党人、御史黄遵素去见他,说:“文言无足惜,不可使缙绅祸由此起。”{115}以避嫌的语气,婉转指出有人想借汪文言案生事,把国家搞乱。刘侨果然秉公办案,不搞逼供信,“狱辞无所连”,对汪文言只做出褫职加打板子的处理。然而,数月后此案复发并在整个党祸中居极重要的位置———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汪案暂告段落,但所有人,东林党也罢,魏忠贤也罢,都晓得事情绝不至此为止。向汪文言发难,只是“冷空气前锋”带来的乌云,急风暴雨还在后头,大清洗已不可避免。
  对此情势,东林党几个核心人物展开激烈争论:到底要不要跟魏忠贤及其阉党摊牌?杨涟认为退无可退,坚决主张反击。左光斗、魏大中均抱同感,黄遵素、缪昌期则担心“击而不中”,局面不可收拾。
  其实,黄、缪的担心极有道理,只是杨涟所见更为透彻。当时形势,无论东林党人反击与否,魏忠贤决心已定,必然下手。不管东林党有无把握,他们都已没了退路。
  虽然意见并不统一,杨涟仍于六月初一,单独上疏,矛头直指魏忠贤。列其二十四项大罪,有些是拿来充数的,但大多数是事实,罪名相当严重:擅权乱政,口衔天宪,培植亲信,虐害妃嫔,堕杀皇子,倾陷大臣……
  如果朱由校亲自阅读这份奏疏,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实际的情形是,奏疏首先落在魏忠贤手里,他倒不敢不呈给朱由校,但据刘若愚说,魏忠贤安排王体乾念给朱由校听,后者“心感客氏培植掌印【他的掌印太监职位,是客氏帮着搞到的】,遂将如许参本不肯字字念全,而多方曲庇之”{116}。有称,朱由校所以不亲自读本章,系因几乎不识字。这说法很可以让人快意一笑,不过料非事实———朱由校做皇帝以后,已经请了教师的,就算不刻苦,文盲的帽子应该已经摘掉。
  王体乾掐头去尾朗读的效果相当理想,而且一旁还有客氏巧舌如簧,“弥缝其罪戾,而遮饰其回里”。故而朱由校听罢,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描淡写地对魏忠贤说了如下几个字:“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辨,更见小心。”{117}听上去倒像表扬。又正式传布一道上谕(出自阉党魏广微之手),着重否认杨疏所提出的“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这项最严厉的指控,斥责杨涟“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然后故作宽宏大量,表示“姑置不问”;末了,未忘记警告和恫吓群臣:“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俱】在,决不姑息。”{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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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9)
随着上谕下达,风潮表面上慢慢平息,双方的较量暂时转入幕后。东林党人努力说服首辅叶向高出面,领导倒魏运动。魏忠贤一伙则在琢磨用什么办法反击。
  这边,叶向高还在犹豫不决,那头阉党已经想好对策。阉党中,有个叫冯铨的翰林,他对魏忠贤建议说,这些士大夫们你不真正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们是不会住嘴的;本朝的廷杖,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大臣,如今再有捣乱的,就用廷杖———说来也怪,朱由校登基四年多,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廷杖———当年嘉靖皇帝不就是用廷杖把士大夫打老实了吗?
  魏忠贤略一回味,就发现这是个好主意。廷杖比之诏狱,就有如无声手枪之于大炮。有的时候,大炮不如无声手枪好使;大炮火力是很威猛,但块头太大,搬弄起来颇费事,手续很多。一旦把人投入诏狱,必须整出口供,整不出来不能结案,前一阵子,汪文言案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而廷杖,只须万岁爷一句话,打八十,打一百,打二百,就只管拖下去打,不想弄死他就放条活路,倘若取之性命,那也是下手轻重的事,人不知鬼不觉,很好操作。魏忠贤大喜。
  看来,整知识分子,还是要靠知识分子自己出主意、想办法。
  魏忠贤笃笃定定坐在家中,看哪个倒霉蛋儿首先送上门来。
  六月十六日,倒霉蛋儿出现了,名叫万燝,官拜工部郎中。当时,万燝正负责光宗陵墓工程,缺铜,到处找不到,听人说宫里有大量废铜,就发文征集。可自魏忠贤看来,宫中一切,“我的地盘我做主”,一个郎中级别的小外官,磕头来求还则罢了,居然跟我公事公办,发文索要。不给!万燝虽然官卑职小,骨头可丝毫不软。索性动本参魏,所论远远超出废铜烂铁之事,想必也是受到不久前杨涟上疏的激发,破口大骂:
  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对喜欢的人,使之成为羽翼】,所恶成疮痏。荫子弟,则一世再世;赉【赐予,赠送】厮养,则千金万金。毒痡士庶,毙百余人【指残害普通士民】;威加缙绅,空十数署【指迫害朝臣】。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陛下犹不觉悟乎?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宠忠贤,亦以忠贤曾供事先帝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措置】念。臣尝屡请铜,靳【吝惜】不肯予。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题耀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则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119}
  比之杨涟措辞,更无顾忌,痛哉快哉。尤其“忠贤自营坟墓,其规制弘敞,拟于陵寝……可胜诛哉”这几句,极其严厉。
  魏忠贤顿时恶向胆边生,“遂矫旨【假传圣旨】午门前行杖一百棍”,密令行刑者照死里打,“杖后,于御道前倒拖横曳者三匝,甫出而气绝矣”{120}。
  好像万燝并非东林党,但后来史家还是把他算做死于党祸之第一人:“此奸逆纵杀立威第一人也。”{121}意思是,魏忠贤是从这里大开杀戒,向东林党发起总攻的。
  从这天起,血腥的帷幕缓缓拉开。阉党已然决意全面清算所有敢于向其权威挑战者。但谁也不会想到,下一个目标,竟直指内阁首辅叶向高。在阉党看来,叶向高是东林党人的总后台,虽然叶为人老成持重,甚至私下并不赞同杨涟激化事态的做法,但阉党仍然认为“必去叶向高而后可”{122},不扳倒叶向高,而欲给予东林党以毁灭性打击,是不可能的。他们像苍蝇趴在鸡蛋上那样,仔细寻找着任何微小的缝隙。
  终于,他们找到了。
  当时负责纠察京城政纪的御史,名叫林汝翥,据说是叶向高的外甥。不久前,有两个太监虐害市民,治安当局不敢处置,事情传到“纪检书记”林汝翥耳中,他大怒:岂有此理!遂绑了来,各处鞭刑五十下。受罢刑,两个太监找主子王体乾哭诉了,王听说林御史乃叶向高外甥,如获至宝,遂与客、魏一起,奏于朱由校,把事情说成林汝翥滥作威福,污辱内臣。朱由校这个傻帽儿,立即相信,命如万燝例,也杖一百,削职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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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0)
得了旨意,宦官们即扑向林宅。可是那林汝翥事先闻知此事,脚底抹油,不知去向。林汝翥一溜,众宦官正中下怀,当即奔叶向高府邸而来,以林汝翥乃叶氏外甥为由,“群珰数十围叶寓,直入内宣,喧哗搜捉”,直到叶向高紧急上奏,朱由校亲自下令,众宦官这才停止冲击首相私邸,撤围回宫。{123}
  林汝翥出于畏惧逃脱,行为怯懦,有失宪臣风范,他自知可耻,不久就现身投案,被打一百棍,几乎死掉。
  但这件事情根本是冲叶向高来的。“中官围阁臣第,二百年来所无。”{124}这是巨大的羞辱,发生这种事态,出于荣誉感和抗议,为全体士大夫的尊严计,叶向高必须主动请辞。于是,递上一份又一份辞呈,朱由校照例不允、挽留。但他如果确有诚意,应该处分冲击叶府的宦官,但他却并无表示。叶向高见状,坚持辞职。虚情假意几个回合,朱由校也就批准了叶的请求。
  这又是阉党一大胜利。通往迫害的大门从此豁然敞开,杨涟、左光斗们即将大难临头。
  东林党倒也不曾坐以待毙,但他们能够应战的方式,有限而且无力。一是在一些职位人选上,与阉党争夺;二是上书皇帝,指摘和抨击阉党。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病故,赵南星以吏部尚书主持廷推,拟由杨涟升任此职,但被朱由校断然拒绝。于是,改推高攀龙,得到批准。
  结果似乎不错,处境似乎不是那么不利,东林党人紧张的心情,稍得松缓。这或许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尤其是朱由校的态度。他们继续抨击阉党,试图在舆论上进一步影响皇帝。其实这根本没用。以朱由校那样是非完全混乱以至颠倒的人,就算递上一万本揭批奏章,亦无损阉党一根汗毛。至于个别职位的争夺,当皇帝本人已为阉党所左右的情形之下,也是毫无意义的;何况,允许高攀龙主掌都察院,难保不是阉党一计,故意给你一点甜头,让你错判形势,助你骄纵之气。
  实际上,东林党不断参劾阉党人物的做法,确实已经让朱由校感到心烦。对于国事,他毫无兴致,只希望别来打搅他干木匠活、嬉玩。魏忠贤、客氏、王体乾等了解这一点。东林党人不断添扰之际,他们就在一旁挑拨,加重朱由校的不悦。他们说,这些人打着忧国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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