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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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的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21｝，孟森对此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22｝此外毫无疑问，鱼鳞册编造也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
所以，明朝的建立，不像中国许多朝代制度因循，只是权力从某姓易手于某姓。明朝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在制度上有所开创，真正形成自己文化内涵的朝代之一。尤其跟它之前全凭武力维持而文化颇为黯然的元代比，明代的创新、变革与建树更加彰显。但长久以来，国人似并不明了明代的文化分量，凡说到中国文化灿烂期，唯知以唐代为巅峰———此固不谬，不过以我看中国古代文化应该有两个巅峰，一个是唐代，一个是明代。唐所代表的是汉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皇家—贵族文化；明则代表了宋以来一步步发展到巅峰的文人—世俗文化。这两种文化气象不同，旨趣也不同，就像两代仕女图一肥腴富贵一清逸闲适的形象所表现的那样，各擅其胜，分别达到极致。明代文化不能说超越了唐代文化，但无疑全面置换了唐代文化的意象、主题和风格，不论诗文、书画、园林、饮食、服饰、家居，都别开一面、自造格局，确实堪为唐代文化的铢两悉称的对手。
写到这里，我们不免会为这样一个疑问而一惊：这朝代，这气象，竟由一个“叫花子”肇端吗？正是如此，千真万确。我们不必抬高朱元璋，把明代隽永的文化气息统统归功于他，但我们确实应该对这样一个出身赤贫的田家子，能明了文化的价值、大力弘文崇教，表示足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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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7）
朱元璋在兴起及建国后，多次下求贤书。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23｝
过去历史教科书解释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首领变为皇帝的原因，有一种“变质说”。这其实很对，朱元璋的确是有些“变质”的，像《求贤诏》里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明显是“变质”。这一点，若跟许多不“变质”而一直保持其“本色”的农民起义首领加以对比，可看得更清楚。
明朝末年，有个工部员外郎叫赵士锦（常熟人，崇祯十年进士），亲历甲申之变。他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后被俘，羁系于刘宗敏营约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后把在羁押期间所见所闻写入《甲申纪事》，令人从细节上得以目睹李自成军在北京的作为。刘宗敏身为大将，进城后唯知敛财，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银两，“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银酒器䦆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缎】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刘宗敏的行径，李自成非不知也，但竟无力辖制。赵士锦记述说：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议事，见庭中三院，夹着几百人，有垂毙者，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即下《求贤诏》，而李自成军甫入京城则唯以拷掠士大夫为能事。按“阶级斗争学说”的逻辑，朱元璋本该和刘宗敏一样“苦大仇深”，但他却搞什么礼贤下士，分明是向地主阶级投降———由此看来，朱元璋之“变质”的确变得厉害。
“变质”，变出了中国唯一的“家庭成分贫雇农”的皇帝。我们当然可以大力批判朱元璋的“变质”，但他也许会反过来质问：骂我“变质”？少来！古往今来但凡造反的主儿，谁不想“变质”？我无非做了别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如果朱元璋这么说，我看他讲的也是事实。秦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群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谁不想“变质”？陈友谅、张士诚想不想变？李自成、洪秀全想不想变？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像朱元璋那样，不单从“贼寇”变成“皇帝”，并稳稳当当享国三十一年，又把江山传了二百多年———这种“变质”的成果，应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非不愿，是不能也。它需要毅力，需要牺牲，也需要洗心革面。这苦功夫，说来简单，做起来谈何容易，事实证明也就朱元璋肯下功夫且做到了家———所以也只有他跳出了农民起义军的宿命之外，硬是扭转了某种“历史规律”。
泥腿子皇帝
朱元璋“变质”的话题，并不到此为止。以“流贼”、“草寇”，而破天荒地建立了一代王朝，这是朱元璋的“变质”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此人倒没有怎么“变质”。
野史有一些故事，说朱元璋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的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诫】”，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草莽之雄朱元璋（8）
平常，他更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时他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将近，差不多】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有多么辛劳了吧？
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此语不简单。能意识到国家财政，皆出之于民。】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非常好的认识，难能可贵。他自己大体上也能遵循这认识执政。可惜其子孙完全不肖。】｛24｝
据说，朱元璋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其中三分之二的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甚至还恼羞成怒。但从以上看来，朱元璋既没有患上遗忘症，亦不因为做了皇帝便对自己的低微出身讳莫如深。这其实需要很大勇气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见朱元璋没有背叛自己的过去。
朱元璋其人，可用“皇帝＋农民”或“农民＋皇帝”来概括。在这两个天悬地殊的角色当中，跟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皇帝相比，朱元璋的皇帝味儿相对轻一些，农民味儿却最足。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直声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总之，不能用来填饱肚皮的，就无用。他曾颁旨严禁种糯，因为这种作物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造酒的，于是被视为“糜费”。平时在宫中他跟太监宫女言“不离稼穑组紃”，后宫墙上门上，也到处画着《耕织图》。浙江金华出产一种香米，百姓“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年贡约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详情后，下令中止此贡，改由内侍在宫苑内垦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这办法后来似乎还加以推广了，以致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某日退朝，朱元璋专门领着太子诸王去参观他这一得意之作，他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其实他借鉴魏武而发扬光大军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夺食于民；他说：“兵食一【完全，全部】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
不过，这个“农民皇帝”对农事的重视，似乎有点过了头，不免掉进“小农意识”的泥坑里。譬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认为只要偏离农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的机构）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备极机巧，“能按时自击钲鼓”，这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皇帝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中国其他方面的进化可想而知。
草莽之雄朱元璋（9）
这样一个君主，大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朱元璋之头脑与“近代”无缘，然而比之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无半点惜民之心的皇帝，此人算是良知未泯了。
一次，朱元璋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说出一句很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
不是朱元璋有“平等思想”，而是贫贱的出身使他比较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说出“均为人耳”这样一番话来，一般帝王断不能如此。
又某年隆冬时节，朱元璋视察城壕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的锄头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他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ｃｈóｎｇ】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
我一度因朱元璋屡兴大狱、滥刑重典，而在心里将他归在“大暴君”的行列。后从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深受震动。对照历史，这概括确与事实基本相符。以前，光注意到朱元璋杀人甚多，却不曾留心他所杀的主要是些什么人。经心史先生点拨，我对朱氏“暴政”的实质和特点，才知道要从更多的角度看。我以为，这种“暴政”产生于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朱元璋为保证帝权不受任何威胁，而有意识有步骤地剪除勋臣权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