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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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及作者简介
《枪杆子：1949》提要
辽沈战役后，林彪率东北野战军进关、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记述了主要发生在共和国元年的这样一个全过程。枪打炮轰中，是鲜为人知的历史中的新闻，是用枪杆子打江山的亲历者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只有他们才能触摸到的那种惟此一次的感觉，也是因此改变了命运的人类中有着共同文化、历史的最大的一群人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本书以报告文学《雪白血红》、电影《集结号》同样客观、人性的风格，跨越时空的创作手法，大量的采访资料，反映战争的“雄性”和血腥，还原战争的真相，书写历史的真相。
这是一本真正的书，一本实事求是的革命书，一本少有人为修饰和政治偏见的书，一本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战争史书。
本书经新闻出版总署、总政治部、军事科学院审定，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50万字，定价59。80元。
附：张正隆简介
张正隆（1947年—）：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家，中共党员。生于铁道工人家庭，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本溪县小市公社插队务农，1969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历任81065部队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版《雪白血红》。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爱，你是太阳》，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解放》、《西部神话》，中篇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等。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另有10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现居住大连64军家属区。
后记
后记：身后有只狼
写下这行字时，两本书稿赶到一块去了，每天像抽了大烟似的伏案20来个小时，大热的天已经个把月了。
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的。
没到50岁，60岁前的活已经排满了。2005年退休，70岁前的活早满了，而且还在不断加活。人生易老，精力有限，有两条命也有干不完的活。可有的活就像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的那个姑娘，让你怦然心动，一见钟情呀。
有人请吃饭，我说“不会吃饭”。不会喝酒，那饭是不是就有一半不会吃了？有时是不能不去的，人在饭桌前，心在书桌上。连吃带唠加往返，少说也得两个小时，一天不就12个两小时吗？
有时就想，去了谁都得去的那个地方，在墓碑上挂个“请勿打扰”。
道光年间，我的爷爷的爷爷，即我的高祖父，从山东莱州府闯关东，走到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抓起把土，那土肥得要从手指丫冒油呀，高祖父那眼里放光呀。跪倒咣咣咣三个响头，那林莽际天、野兽出没的大山沟里，就有了第一缕炊烟。
鸡叫头遍，曾祖父就醒了。穿戴整齐，坐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叭叭叭几下——这就是我家的“起床号”了。
天色还暗，曾祖父会出去给牲口添添草料，然后就在辽东大山里的那个庄稼院巡视。这是一天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天色还早，就坐在屋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阵麻绳。觉得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叭叭叭，就把里面南北大炕上的鼾声打熄了。
每天到得地头，刚好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刻。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时节，几乎就是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那人困哪，干着干着，或是上工路上迷迷糊糊跌倒了，呼呼大睡。曾祖父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使劲干活，出身透汗，不就精神了吗？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听老辈人讲，那时像我的祖辈这样，下死力气劳作的人很多。而我的三个爷爷娶的三个奶奶，都是因为我们家的粪堆大、柴火垛大。曾祖父说明家穷，没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家人这么能干，早晚那就是金山、银山。
我的祖辈太热爱土地，并坚信能从生长万物的土地中刨抠出一个庄稼人的梦，结果到了还是个梦——我正在修改着的一本书里已经写了，当然表现的不是这里的主题。
我这辈子也是因为爱，为了一个梦。
军营里的军人，每天是踏着12次（或13次）定时的军号作息的。我曾服役24年的某集团军，军机关20多年坐落在辽东大山里一座县城的山沟。除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外，我家书桌上的灯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熄灭的。
有时写着写着，军号响了，是起床号。
那时的节假日，放假不像现在这么多，春节也只休息5天。临放假前一天，我就说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回家门也不出——5天能写多少东西呀？
1994年调入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除了外出采访，这回就坐家写去吧。
1999年写《战将》，半年时间没下楼。
去年底，有人请吃饭，我没有名片，临别问我家里电话号码，我一下子懵那儿了。坐家两年多了，也用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呀？那也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回家问女儿，女儿没笑，当然也不会想到我是保密、不讲。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枝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有时上趟街，妻子就跟着。坐在马桶上想稿子没事儿，走在路上让车碰了呢？
有时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刚结婚就跟你要孩子。即便没人催，一本书多少万字，预计多长时间写完，每天要写多少字，那是只能超额，不能拖欠的。今天推明天，那还有完吗？
曾有人批评我：你不好抓紧时间采访吗？
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开头什么都写，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了后者。而自选择了这种文学样式后，一部作品的采访工程结束了，那感觉就像听到了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还有，或者故事（世上还有这种事啊？），或者思想（这小子怎这么想的呀？），每页文字都得有点抓人的有新意的东西，使人欲罢不能。不然，如今媒体这么发达，生活节奏这么快，谁有工夫、耐性把几百页一本书读完？就像一出小品，几句话不能引人发笑，人家就换台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写了吗？而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多好的故事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瞅着衔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气力。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你必须竭尽全力走近它。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写作时，一觉醒来，想起一段，赶紧爬起来。采访也是一样。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采访工程完成1/3，起码进至一半左右，构思、立意，想写个什么东西，就得有数了。不然，你千难万苦，像个孕妇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东西，可能许多都是没用的。
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
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东西，每当快写完了时，就觉得累得快要顶不住了。百余万字的东西也是一样。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从土疙瘩里刨梦的我的祖辈，我的这种劳作方式本身，就已经够享福的了。
如今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学生。我那时不是这样。1963年中考，一个班考上3个，也没觉得怎么的就考上了。我就读的辽宁省本溪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每年招收两个高中班100人，升学率50％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了。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父母当然高兴了，却在家庭和亲戚、邻里间激不起半点波澜，自己也不觉得怎么的。那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门口没有家长，更谈不上社会总动员般为高考忙活了。那时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有“谢师宴”。
1966年6月，就要进入考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了，大学梦从此破灭。读3年书，闹两年“革命”，我称之为“高中本科”。
学校食堂上顿下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有顿馒头。馒头不用说了，窝窝头也是能省就省。理化实验室临街有个小新华书店，那时一本书也就两三角钱（像《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我记得也未超过5角），用不上个把月就能去那里买本书。最紧张的是钱快攒够的那几天，总去看，就怕早就相中的那本书让人买走了。书到手，那就是我的节日。如今也是吃个半饱，因为吃多了坐到书桌前，胃不舒服。我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订的《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还有买的几十本书（大都是诗集），都是这么口攒肚子省的。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
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你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即便是四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三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