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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亡天下:南明痛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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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划江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材,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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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向江南争半壁(17)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正在河南正阳的他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的最早发迹,在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杀,虚报战功,获取赏银。
  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令他勤王,他托言自己堕马受伤,又骗御银数十两当药钱。明廷下令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至焚劫一空。崇祯帝君臣为哀求他能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
  此外,刘泽清为人对外作战胆怯,对内极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佐酒,杀表兄杀亲叔,恣意所为。
  刘泽清的叔叔刘孔和,性豪迈,工诗文。北京失陷时,他在家乡起兵,杀掉大顺政权委任的县令,率众南下依附刚刚即位的弘光帝。刘泽清使幕客游说,刘孔和便领兵来归自己的侄子。
  一日,刘泽清张盛宴作诗,宾客交口赞誉,惟独刘孔和不语。刘泽清不悦,数次强问叔叔,让他品评自己的诗作是否精工。刘孔和在侄子军中日久,非常郁闷,便说:“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但不闻你北向发一矢以抗敌!诗即精工,何益国事?况且,你作诗还未必精工!”
  刘泽清大怒,为之罢酒,座客皆震慑不安。刘孔和拂衣徐出,不顾。怨愤之下,刘泽清暗中派士兵追及舟中,以弓弦缢杀了这位叔叔。弘光朝廷不知,已经下命任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谕旨到达,刘孔和已经被杀三天。
  在淮安时,刘泽清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雅,大治宅邸,花费千金构建水阁,招致诸生吟咏歌颂他的“功业”,颇自矜诩。
  如此对外懦怯对内凶残之将,靠拥戴弘光帝得以升官,平日傲慢无礼,四处逢人夸耀:“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清兵南下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他笑道:“我拥立福王而来,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
  国难之时,他唯一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皇居的豪宅,壮丽非常。后来,清军一到,刘泽清即率众六万降清。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貌伟多髯,膂力绝伦,天生一个将才。此人出身贫贱,赶驴为生。如此勇武之人,却知遇于马士英,不仅婚娶由老马主持,老马还派人教他兵法。
  后来,马士英当凤阳总督时,黄得功才力得施,堵截“流寇”,建功河北,多年与张献忠部、“革左五营”等血拼,立功不少,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察觉黄得功忠心耿耿,非常看重他。黄得功虽然受知于马士英,但本性淳朴,对明朝始终不贰。他部下人马,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左良玉部。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早年与后金激战辽东,因作战勇猛而步步升官。此人长身赤面,善左右射,目不知书,智略颇多,善抚士卒。
  后来,杨嗣昌督军,左良玉在与农民军作战过程中时而大胜时而大败,逐渐拥兵自重,并在崇祯末年已经挂“平贼将军”印,获封宁南伯,坐镇南昌。如此,他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气势汹汹,对外号称“百万”。
  弘光帝继位,左良玉自恨无策立之功,本来不赞成,后因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苦劝,他勉强上表拥戴,被进封为“宁南侯”。但是,弘光帝、马士英等人,对他最有戒防之心。
  乱世重武将,可南明相比南宋,远远不如。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杀一岳飞易如反掌。弘光帝坐据南京,却只能听任四镇及左镇跋扈称雄。所以,孱主之于强藩,恰如慈母之于骄子。
  日后,南明数帝,均在武将武夫掌握之中,所以日益衰弱,次第以亡。
  以刘泽清为例,此人原本书生意气,年轻时候因为猜忍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考试,无奈之下,他才改武科。从骨子里,他对士人有极大的反感。所以,面见弘光帝后,这个武臣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辈宜束之高阁,待臣等杀贼后,再逐次择用,故请罢制科。”
  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竟然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磨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间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欲向江南争半壁(18)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史可法安排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偿补黄得功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经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膏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600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700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1644年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一下子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单力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之幸灾乐祸之心,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直杀南京去“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标志性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件。
  高杰在前文中有叙述,这里要细讲一下许定国其人。
  许定国,字肤公,是河南太康人,出身贫寒,少入行伍,膂力过人,据说能双手举起千斤大钟,所以有“许千斤”的绰号。
  此人年轻时,一直在明朝辽东的军队中闯荡,因在山东平灭白莲教有功,得升为副总兵。崇祯初年,他被调任河南,大概是从崇祯六年呆到崇祯十二年。其间,许定国一直同农民军作战,并取得了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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