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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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的一些措辞有失偏激，但是点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不断有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到不满的问题。主要有：
“为什么不重视回乡知识青年？”一些回乡青年尖锐质问：去年（指1978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城市知青都做了具体安排，为什么对几千万回乡知青却只字不提？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何竟有不同的对待？有的青年认为，回乡知青人数多，有一定文化，是农村从事生产、科学实验、教育、卫生工作的生力军；许多回乡青年在农村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为改变本地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但报刊、电台报道下乡知青消息多，报道回乡知青的成绩和活动少，使他们感到切身利益和政治要求被漠视。
“政策上为什么区别对待？”70年代末的普遍现象是，下乡知青无论能力多弱，表现多差，最终也能招工、招干；回乡青年表现再好，能力再强，却只能在家务农。1979年贵州省安龙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县里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了28名国家干部，大部分是多次升学、招工被淘汰，文化基础差，表现又不太好的青年；而多年担任半脱产干部的回乡青年中，却没有一人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这引起一些基层干部、回乡青年的怨言。有的人认为上级机关“只怕下乡知青闹回城，不怕回乡知青闹事”；有的人说：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对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有的青年则自怨自艾，“投错了胎”，“命中注定招工、招干没有份，学了文化照样玩泥巴”。
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城镇户）均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即的。
两种户籍，不仅是居住地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就业、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且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但在他们身上，仍承受着国家予以非农业户的余泽。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
许多回乡知青渴望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命运，他们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缔造更灿烂的明天，然而在旧体制的包容下，这种理想不过是海市蜃楼。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才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也为农村知识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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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风采（1）
1979年8月17—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当时，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气势正盛。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社会影响，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宣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不动摇”，便成为会议的基调。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会议开幕后，又补入河南省的薛喜梅。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前下乡、回乡的知青11人，“###”中下乡的知青23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人民日报》，1979年8月23日，8月30日。。因此，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代表中，既有邢燕子、侯隽、程有志、鱼珊玲、蔡立坚、孙立哲、辛温这样早已闻名遐迩的人物，也不乏多年默默无闻的后劲新秀。大多数代表的名字对全国知识青年来讲还是陌生的。
座谈会的高潮在26日。这天下午，###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华国锋讲话中称：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李先念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效果是好的。当然，缺点也不少，特别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各方面管理得不好，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将知识青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归结为四条：（1）为中国青年找到了一个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2）促进了中国社会风气的进步。（3）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为人民创造了财富。（4）向农村传播了知识。他也批评了知青的返城风，说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光荣历史丢了”。
尽管在此以前，###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中发74号文件也承认：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这一次的公开表态则很明确，即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成绩很大，不能否定。但是联系到当时返城风越刮越猛的社会背景，对座谈会的召开和所要突出的重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报载，与会代表在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后，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表示了坚持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心。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为自己当年带头走这条路，并再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激动不已。她径取自己的名字自喻，表示“要和千千万万只燕子继续展翅高飞”。侯隽的文化底子比较厚，思路也就显得独出心裁，她竟把上山下乡比喻为“一个好孩子”。按照她的说法：不能因为“四人帮”插手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四人帮”反动路线的产物。正如一个很好的孩子，不能因为他沾了一点灰尘就把他丢掉了。洗掉了身上的灰尘，他照样是个好孩子嘛！刚刚被“落实政策”不久的知青典型薛喜梅也表态说，尽管不少人劝她离开农村，但她“决心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年从北京长途跋涉到杜家山落户并成为全国青年学习楷模的蔡立坚，发言依旧那样掷地有声，她坚定表示，要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走到底，“八条黄牛也拉不回头”。参加座谈会的一些老典型们，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害关系毕竟太深了，她们的青春理想系于斯，人生价值系于斯，光荣历史系于斯，政治沉浮系于斯，所以也就难怪，要利用这次宝贵机会，作如上的表态。
最后的风采（2）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信中除了提到这次会议让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之外，主要是肯定上山下乡的巨大成绩，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强调：我们不能因为知青工作做得不够理想而迷失方向，否定这条正确道路，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更不能打退堂鼓。我们一定能够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使上山下乡这项大有前途的革命事业继续巩固和发展。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史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赴会代表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宣传声势之大，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思绪万千，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想不通”的问题主要有：
1知识青年为什么要上山下乡？现在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山下乡？
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个“大方向”是指什么？是指以主人翁的姿态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同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是国家在安排就业能力上有实际困难，需要把城市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农村？这和广开就业门路有什么联系？
知识青年还需要继续上山下乡，这究竟是广大知青的要求和老百姓的愿望，还是因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有继续的必要？如果说是前者，为什么绝大多数知青对回城急不可耐？
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有哪些大的作为？对四化有何益？一批批下去又上来的知青究竟得到了什么锻炼？又受到了哪些再教育？
知识青年下乡挤占了生产队田地，农村干部和广大社员是真的“热情欢迎”和“全力支持”知青下乡吗？
厂社挂钩是否受欢迎？
国家每年对上山下乡知青究竟付出了多大经济代价？是否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2高、中级干部子女上山下乡的为什么极少？
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为什么只有极少数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和亲属？而且有些人在其父母官复原职后立即开溜了。这种现象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各级大小领导干部是怎样对待自己子女的下乡问题的？他们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否给广大“群众家长”们起了带头作用？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否和下放干部一样受###？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农村或干校的干部有什么区别？有人说，干部是国家的财富，下放他们就是对他们的###。如果说这是###的话，那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样也是不情愿的。
4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不执行知青政策的人？
以往的知青工作遭受了莫大的损失，根本原因何在？除了“四人帮”是罪魁以外，还有哪些部门、哪些人应负责？对那些不执行党的政策的人，应该怎样对待？
这些知青实际上是以质疑的方式，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态度。长期以来，由于这场运动缺乏起码的透明度，普通百姓不可能从全局上了解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但知识青年是这场运动的实践主体。特别是老知青，在农村多历年所，除亲身体验外，又耳濡目染了许多，对运动的看法早已不可移易。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有助于他们认识的深入，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和较高的层面上审省这场运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后的风采（3）
对于这次座谈会，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告诉来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破格接见代表，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许多人漠不关心。有的知青认为：这次会不过是三十多个知青尖子的事，人家早已是干部，与俺处境不同，解决不了俺的具体问题，与俺无关。有的人直言不讳地指出：知青工作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对口单位不满意，名声很坏，像一只泄了气的破皮球，现在拼命打气，也蹦不了多高。据记者调查，总共176名知青，没有一名愿意在农村继续干下去。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反映了知识青年中的普遍态度。
在谈到座谈会的结局时，不应忽略的是知青典型们后来的归宿。从他们的走向，同样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扎根农村不动摇”的誓言仍余音袅袅，他们中的不少人已踏上进城的道路。参加座谈会的辽宁代表戈克俭的变化，很能反映知青典型决定顺应潮流时的基本心态。
戈克俭是1968年从鞍山市下乡到海城县感王公社插队的知识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