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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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唤辛�15年。
“###”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来当年预期的那样，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控制了人口的发展。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切变化，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按照原来的方案实施，它就真的能进行下去而且得到成功吗？
事情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尽管这一愿望有时是非常良好的。到“###”爆发前夕的1966年春，不仅安置城市知青工作的各种问题已日渐显露，农村回乡知青中出现的问题也令人颇感不安。上山下乡的动员，已经初现难以进行下去之虞。
一谁改造谁？
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大背景，也就是说，指导这一工作的理论是否正确、可行；二类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
一般来说，知识青年可以分为两类，即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和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在下乡知青中，又因去向不同，可分为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和到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农场以及兵团的两类。他们由于地位不同，境遇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当然，就其问题的根本性质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前面已经多次分析过，解放后一次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质性的原因都是经济问题，具体说就是人口与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些应归结于决策上的失误，这里所说的失误指两种，一种是指导性的：如计划经济使城市就业门路越来越窄、对农村人口的长期禁锢等；另一种是政策性的，如解放初期的片面学习苏联，盲目发展重工业，更如1958年的“大跃进”。但还有一些，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如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等问题。这里且不说“大跃进”以后，在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已找不到比精简城市人口更迅速有效的缓解危机的办法，就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格局无从更动的前提下，想通过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他们寻找一条广阔的就业出路，这一方案至少从动机来说，也还是积极的；而通过组织在城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部分青年上山下乡，来探索这一方案实施的可行性，更是无可指摘之举。至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每一次动员知青下乡，都要从意识形态上开路，不过是解放以来一切行动都要如此的习惯性做法。
问题在于1964年以后，安置工作被涂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第七章谈到过，从这时起，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作为一场改造一代人的政治运动，作为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必经之路。基本理论是：知识青年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在现阶段主要是与农民相结合，更进一步说，是与贫农下中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消灭“三大差别”，而这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
谁改造谁（2）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
（一）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
上述一整套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知识青年若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农民相结合。1967年12月，毛泽东更将这一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叫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回乡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农村后，最感困惑、最难以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说：
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要提高农民的觉悟真是不简单的事哪！
这封信写于1958年初。显然，1964年以后，报刊上是不会再公开发表这样直率的文字了。但即使后来树立的知青典型，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不必再多举例子，因为每个下乡知青，都有过同样的体验。
既然证明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革命、更进步，是让知识青年向农民学习、与农民结合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对于上述的前一封信，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回复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农民的确是有缺点的，但是，你把农民的缺点过于夸大了，你在上面所列举的有些缺点，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不是存在的更严重吗？何况，农民虽然有缺点，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生产者，是自食其力的人，是为人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劳动者和生产者正是农民最大的特点，他们的优点是：诚恳、朴实、敦厚、勤劳。你应该首先学习农民身上这些最主要的品质。谭启龙：《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
这是1958年的说法。再看1966年初的：
一些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从道理上也知道农民群众很伟大，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到了农村以后，却又觉得农民自私、落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农民。农民，主要是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他们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因此，在农村中，他们最革命，他们最听党的教导，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为什么有些农村知识青年看不到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呢？胡建良同志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个思想感情问题。在你还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以前，总是容易看到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你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才会真正了解他们，对他们可贵的优秀品质，就能看得清了……胡建良：《我向老贫农学习了什么？》一文编后记：《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关键》，《中国青年》，1966年第6期。
谁改造谁（3）
上述两段话中回答的三个问题，正是解放以后始终存在于理论上的几个误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所以他们最有阶级觉悟，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事实上，这是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后所产生的“感恩”思想片面地拔高了。
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马列主义觉悟，何况这种所谓阶级感情，常常也只是宣传中一厢情愿的说法。只是在当时，谁要敢对这种论调产生怀疑，马上就会被扣上“思想感情有问题”甚至“立场有问题”的帽子。这是其一。
其二，农民是劳动者。这话固然不错，劳动者、劳动，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它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农民的对立面而言的，农民是劳动者，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农民学习，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劳动者吗？难道只有农民所从事的那种直接劳动、简单劳动才是劳动，才值得赞美，而同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间接劳动、复杂劳动、文化性劳动就不是劳动，就应该遭受排斥和无情的践踏吗？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三，将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农民意识，与农民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混为一谈。潜台词是：农民自私，知识分子就不自私吗？可是农民身上所有的优点，知识分子又哪里具备呢？
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阂，这与“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已经是背道而驰的了。这便产生了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乡知青，便处于这种隔阂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必须甩掉的包袱，必须改造的罪过。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二）怎样与农民结合？
“结合”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么样才算是结合了？用当时常用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和农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可是农民的政治立场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而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和农民一样，就算是结合了吗？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哪个知青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担心会像农村妇女一样，围着锅台转上一生。
一个1965年下乡，在农村度过十余年的知青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认为知识青年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就要与农民融为一体，可是知识青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与农民融为一体，”这的确是很多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的苦恼。这里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农民对知青的戒备、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农民和农村干部，对于读过书的人，哪怕他原来就是自己本乡本土的子弟，也怀着相当深的疑忌心理，这种隔阂有利害关系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远非单纯热情的知识青年所能想像。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对秀才们多少还存在某种敬畏，还不敢过分加以侵害的话，对于知青，就连这一层顾虑也不存在了。
谁改造谁（4）
从切身利益上考虑，农民和社队干部当然不欢迎知青回乡，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几张嘴，他们认为这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不少队干部担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强，会抢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没有存此念头，也担心知青不好管，“回乡干部架子大，回乡学生不听话，回乡军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说到了，知青对农民尤其对干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惯，爱提意见，当时又正值“四清”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瞒产私分或假公济私的举动被揭发。
知识青年看不惯农民，农民同样也看不惯知识青年，不仅看不惯青年的乱提意见，也看不惯青年的“说话咬文嚼字”、“拿腔作调”、“臭要面子”、“穷讲卫生”等等。他们出于本能，感觉到知识青年与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对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从来怀着一种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这种偏见也起了某种助长作用。一面动员知青回乡，急切地希望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一面又在宣传中有意无意地为二者间的矛盾加温，这种南辕北辙的事，在那个年代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数知青自觉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农村中强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也未必就能见容于他们。这种宗族势力在解放后虽然屡遭打击，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非同族的异姓农民尚且要受排挤，又何况知青。
许多知青的热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冷却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一过程中成熟起来。
（三）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有什么用？
这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能否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它也贯穿于知青运动的始终。国家对这一问题并非不重视，1964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特别强调说，怎样使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有关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后备骨干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知识青年十分关心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用上体力，又用上文化科学知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确实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真正大有可为时，才能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
这的确是知青能否在农村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