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红海-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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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无迹可寻。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较为保守的结论”①为：“古代中国天学起源甚早，它在较晚时期（例如战国时期）才从西方传入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这就是说起码在春秋之前。
“天狼星”在英语中叫“Dog Star Soths”。它的拉丁语 “Srius”源自希腊语 “Seirios”。“seirios”的意思是“燃烧”，意义延伸到“火”。在这个嫌疑对象里我们要及时添加上一个元素：“拜火教”，也就是祆教，它起源于希腊与中国之间的古波斯，时间在大约2600年前。
这颗“天狼星”对于红海西岸的埃及人也特别重要。一些庙宇里会专门敬奉“天狼星”，比如建立在Denderah的“伊西斯神庙”。据说每天“天狼星”的起落征兆都会预示尼罗河的涨落，而尼罗河是埃及人的命脉。中国的道教同样把“天狼星”（盘王）放在首位敬拜。假如我们说“王母娘娘”给我们指明了道教与“萨巴”的联系，那么这个“天狼星”所提示给我们的则不仅仅是古埃及文明在中国传播的痕迹，其中所涉之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中国有个俗语“三伏天”①，这也不是个纯粹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它与“天狗”有着类似的起源。中国的“三伏天”在国外叫“狗天”，英语表述为“dog days”。看来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全球概念。
中国的“伏”有“狗”的含义：一半人、一半犬。“伏”就是半人半狗的“狗皇”盘古。同时我认为“天狼”就是“狗”。“天狗”以某种还不清楚的天文逻辑导致了夏天的热，故而在西人的语言体系中同样有“三伏天”（dog days）。这个传说的体系开始得非常早，传播的根源既不在中国也不在英国，初步判断起源仍然在中东或者附近地区。
以上的这个分析，可能暗示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秘密：“盘古”这个“天狗”就是“伏羲”。“伏”就是“狗”。这个开天劈地的神仙，在南方叫“盘古”，在北方叫“伏羲”。这个差异的原因很复杂，但与道教在中国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地域差别极有关系。从后面的研究看，简单地说，民风淳朴的南方人使用了“盘古”的音译，改动不大，其原形是个大名鼎鼎的举世闻名的人物，否则他就不会影响如此大了。而“伏羲”则采取了意译，文字选取了“象形”的“伏”字来体现最初的含义②。请注意“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在甘肃，它与四川道教发源地（青城山一带）基本等距于西藏昌都地区几百公里，那里的苯教文化很昌盛。这之间的关联不能小觑。
与“盘古”不同的是，“伏羲”在北方成为人首龙身，脱离了“狗”形。但两者依然保持着众多联系，并且通过道教传递了这一信息。伏羲文化所在的甘肃天水一带是中国北方道教的发祥地，那里附着的其他文化符号有“鹤”，比如有“来鹤亭”等。“伏羲”的“开天明道”不过是“盘古开天地”的另外一个版本。它们两者间有明显的差异也不必“友邦惊诧”，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中国南北方语言的差异相互听起来几乎像外语一般，所以经过几千年的分化严重到南辕北辙也是可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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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狗皇”到“盘古”、“伏羲”（2）
由于北方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伏羲”这一符号在北方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文明化”和本土化发展，最终使“伏羲”这一形象进入道教并出于道教，成为北方的祖先神。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盘古身上，“伏羲”太洋气了，“使用”起来还原的工作量太大，不方便。简单了解“伏羲”的一些特点就可以了。
“伏羲”的文化传说主要也在汉晋时期兴起，“伏羲”居“三皇”之首。这些看来都与盘古传说大同小异。
一般认为“伏羲”是这样出生的：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在雷泽中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大的脚印，华胥氏用她的足迹丈量了巨人的足迹，感应受孕。怀胎12年后，伏羲降生。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太昊帝庖 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这里再一次透露出与“风神”的可能关系。
东晋王嘉《拾遗记》：“春皇者，庖 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 。”
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太 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注意“蛇”身开始出现。
记住上面的“处女感应受孕”以及“巨人”、“十二”、“半人半兽”、“凤鸟”等文化符号，这些我们都会在后面寻找到他们的出处。也注意神话传说一代比一代有新发展，新材料添加使原本的简短故事看起来越来越“文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重早期原始形象的原因，最初的形象距离它们的根源最接近，后来的故事化会让人眼花缭乱。
归结起来“伏羲”的功劳主要有这些：尝百药，制九针，创立医学；立占筮之法，创立占卜学；立九部，设六佐，分部管理部族事务。仔细看与盘古还是差别不大。注意其中的“6”、“9”以及占卜的萨满教特点。尤其不要忘记，最初“伏羲”叫“庖 ”，后来为“包牺”，最后为“伏羲”，暗示了这是一个外来语翻译的不确定性。在什么时候改为“伏羲”是比较关键的，为什么要改，其中包含着许多玄机。翻看“伏”这个字，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就是“从人从犬”。假如还是不好接受从“盘”之“狗皇”到“伏”的变化，那么到从“伏羲”之“庖”（Pao）到“盘”（Pan）就比较好理解了，这说明它们的根源是一个发音为“P”的人或神仙。
假如有人拿出关于“伏羲”“最早”的文献记录，要细心鉴别原著的确切时间，考证一本记载“伏羲”的著作年代可能本身就成一门学问，比如《周易》。
对于中国“盘古”，我们在天上可以找到有关他的神话传说的所有人物：国王、王后、公主，还有他自己这只“天狗”，其他的物品也全部能在天上找到。包括中国人的“凤凰”天上星座都有——我说过其实“凤凰”与“龙”都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于中东。但是中国人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去找找盘王故事里最主要的其他两个角色，一个是把“盘王”给罩起来的“钟”，另外一个是“伏羲”之“龙”。这可以验证中国的神话故事是否与西方的星座故事有关。
我们找到了：“龙星座”，“Draco the Dragon”；“钟星座”，“The Pendulum Clock”。甚至天上还有中国神话中常见的动物“狐狸”（Vulpecula the fox），当然也有与“牛郎”有关的“牛星”（Taurus the Bull）。只要道教神话里有的，天上基本都有。
这里的“龙星”与“天狼星”和“盘古”之间的关系，或许还连带印证了“伏羲”与“龙”之间的特殊关系，看谁选取哪一部分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政客多、文化人多，文明人大概认为“狗皇”不好听，所以就选取了“龙”图腾，这大概就是“伏羲”与“蛇”（小龙）与“龙”之间的一个渊源。最终“伏羲”从蛇身人首演变为“龙”身人首的，“狗”的老故事就彻底不讲了。还是南方人朴素老实，至今都在真诚颂扬原原本本的“狗皇”。北方人歧视猪、狗，仅一句骂人俗语“狗娘养的”也让“狗皇”进不了文明祠堂。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别，暂且不说强弱与文明愚顽，政治中心多在黄河流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特点会导致许多南北文化的差异。
不过，“狗”转化为“龙”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很可能在春秋时期中国人部分接受了波斯祆教尊崇“狗”的习俗①。比如在老子的时代“狗”就是受到崇拜的。祆教把狗当成“天狗”，在祆教影响的地区实行“###”就是让“天狗”吃掉死者，还有一种方法是让天鹰吃掉死者。后来祆教的式微又让中国人难堪于“狗”的存在，但经过几百年传播“狗皇”地位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甚至转为祖先神，总不好把祖先说扔就扔，所以只好将其巧妙地“伏”了下来。
“伏羲”与“盘古”的传说归一，说明了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明渊源，不管这个根源在哪里，它们都在东亚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化。尽管中国南北文化有差异，但它们确实应该看作一体的新文明。我认为中华文明有多长，“伏羲”与“盘古”的传说就有多长。一个仓促的看法是，这个传说的根源应该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他们可能超出了祆教的存在。但“伏羲”与“盘古”作为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却应该是在汉朝前后，这个传说的发展借了道教的东风。
图腾、“大熊星座”与“七星”（1）
中国上古神话以及祖先传说里那么多的“熊”部落、“龙”部落、以及“凤”部落、还有“马”部落，有没有可能是对于天上某个星座的认同或崇拜？简单地说，这些图腾可能直接来自天上。假如真的如此，那么“熊”部落的人起码应该有“七星”崇拜。
“七星”崇拜是道教的主要标志，道教在中国的影响之大，说明中国的“熊”部落应该是个曾经很有势力的大部落。或者加上道教的影响，后世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先祖纳入“熊”部落也是一种可能。因为“熊”可能有神话色彩，后来转化为一种“仙”气，所以很神圣。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人以“熊”为美了，反而以“熊”为丑笨，而崇拜起“龙”、“凤”来。
除了道教之外，自古大有敬拜星宿的，全球同此。比如在北京的天坛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殿里供奉着“七星”、“日”、“月”等牌位。据说天坛是明朝时期学者们精心研究了先秦的礼仪而重新建立的，应该与道教没有关系。就“七星”、“日”、“月”等牌位问题，联系到古代的“图腾”崇拜，我认为所谓的“图腾”基本上相当于敬奉“牌位”。比如这里的“七星”、“日”、“月”就是图腾的一种。从语言方面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35年译本）一书里说：“在阿吉布洼部族中，往往发音为dodain的图腾一词，是表现氏族这象征或徽章的。①”“dodain”很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倒头”（或“刀头”，念daotou）为同源词汇。回忆童年时代在河南传统社会里“倒头”或“刀头”一词都与祭祀场所有关，并且是对祖先前辈的祭祀。最典型的是在死者牌位或照片前所放的牺牲（最常见的是大肉）被称呼为“倒头肉”。这个“倒头肉”的意思分开来讲可能有两个意思：“放在倒头前的肉”或“放在牌位前的供奉品”。有人直接解释“倒头”的意思就是“死者”，这并非不可，但是将其解释为“敬奉的祖先牌位”更无不可。从这里更能看出来，“敬奉的祖先牌位”（“刀头”或“倒头”）极有可能就是“dodain”（图腾）一词。
假如以上逻辑成立，那么某些“龙”、“凤”或者“熊”、“马”的图腾部落，实际上不过是敬奉过这些动物而已，甚至只是敬奉过这些动物所代表的星座而已，想必他们常常在祭祀场所把这些动物标为牌位敬奉，如北京的天坛所做的那样。比如“熊”部落很可能只是敬奉了含有七星的“大熊星座”。
“大熊星座”（Ursa Major）是天空中第三大星座。此星座中有国人十分熟悉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只是“大熊星座”之中的自然星群，不是一个单独的星座，它构成了“大熊”的尾巴与臀部。这个星座在北纬40度左右全年都可以看见，其他地区则没有这样幸运，所以“七星”文化只能流行于北半球。比如北美洲的印第安文化中有很多的熊神话，而南美却不多见，可能与这个天文现象直接有关。“熊”只在北方。
“七星”由于它的斗柄“指向”功能，一直深受古人青睐，尤其是那些到处奔走四处流动的商人。假如穿越大海或者翻越高山荒漠，它简直就是天上的“罗盘”，对于迷路的人们它是真正的“救星”。“七星”指向功能是通过分辨四季之后来达到的：“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也就是说只要你看到“七星”，通过斗柄方向就能判断季节，然后接着判断方向。它们的调校还可以通过每天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来得到确认。这样，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