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红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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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这个支系的继承者为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
这些文字的现状与变化可粗略勾勒出一幅历史的演变轨迹。大约3700年前，腓尼基人和阿拉伯人曾经广泛深入到过中国西北地区，无论他们从地中海东部直接过去还是从阿曼湾经伊朗、阿富汗到达，中国的仰韶文化区与夏朝统治区均留下了阿拉伯半岛人们的“手迹”。当然，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迦南文字以及腓尼基文字都是从中国生发演变并流传过去的。
但是在中国的东部明显有另外一拨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这批人来自中国本地，还是外部的不同民族影响了他们，没有答案，总之甲骨文神秘地出现。实际上中国的甲骨文包含了许多现有已知的古老文字，它基本上遵循了中东象形文字的逻辑，但是就基本材料上（即相当于偏旁部首或者常用符号上）却明显囊括了“腓尼基文字”、“南阿文字”、甚至“希腊文字”等。这个文字特征说明了在甲骨文字产生的时代，中国地区与以上这些文字的使用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有拼凑起来的证据就我自己看来已经是“铁证如山”：有文字上的，如甲骨文与“南阿”的神秘联系；有实物上的，如大量阿拉伯绥贝在河南殷墟的发掘，亚丁湾海贝在四川“三星堆”的发现等；红海到中国之间古代航海的可能性已得到多方面验证——也门人认为至少在商朝期间两地就有联系。南部阿拉伯地区（也门）在3000年前“香料王国”时期的突然崛起更是他们可以把政治势力扩张到远东去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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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个海湾
东北角 波斯湾 由于临近“两河流域”，阿联酋与阿曼等波斯湾地区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迹象。8000年前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这一地区进入铜石并用时期，之后就出现了农牧业。请注意这里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地区，所有中国西北地区的文明发展都需要仔细鉴别是否与中东这一区域发生了联系，尤其是通过印度河流域而发生联系的可能。
考古发现阿联酋地区曾经有外来的彩陶，大约5000年前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制陶业。中国新疆地区常见的坎儿井在铁器时代几乎同时也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地区。
中国西北地区的众多民族还显示出来自水边的海洋痕迹，当我们设想他们来自其他地区的同时，不能忽略波斯湾与阿曼湾。
在提倡多加关注也门地区与中国古代东部地区的联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波斯湾地区与中国的海上联系。
“中国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地南航向西经印度半岛西海岸至海湾，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重要航线。中国的丝绸、陶器等，经此路销往阿拉伯半岛及其以远地方；阿拉伯半岛和海湾的香料、珍珠等运往中国，故亦称之为‘香料之路’。①”那么西汉之前两地之间的联系是否也采取过同样一条老路呢？
东南角 红海亚丁湾 也门与阿曼紧邻，在许多方面与波斯湾南面的沿海地区相似，但也存在区别。
“也门”（Yaman）的意思是“右边”，这是相对于“麦加”（Mecca）而言，“左边”是“叙利亚”（Sha‘m）。从这个称谓上也可以看出它曾经在文化上是阿拉伯世界这一广大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也门地区水草丰美，但在今天占地面积却不够大。尤其是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缺少大的河流贯穿其中，所以始终没有如“两河流域”或者尼罗河那样的“大河文明”出现，以至于许多人对几千年前的阿拉伯文明一片茫然，他们只知道7世纪之后的###文明与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而对上古的阿拉伯文明存有疑虑。当然这一地区文明的失忆还有其他致因。
很幸运地，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与商朝并列的朦胧的也门历史。也门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为麦因王国②时期。麦因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已经开始水坝和沟渠建设。他们还精于商业，商队足迹除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叙利亚之外，还远至埃及、东非及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公元前950～（前）115年，萨巴王国（Sabaean）取代了麦因王朝。③”
可以看出，麦因王朝覆盖了中国的“夏”、“商”两个朝代。而“萨巴王朝”则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周朝。让我们对于南部阿拉伯半岛的注意力集中于与中国有过联系的“精于商业”和“沟渠建设”的麦因王朝。
假如这里有古老的文明，有充分的财富，同时还面临一些强敌，但由于地域狭小，他们就必须到外面去扩展殖民。从各个方面看，中国与中东的文明差距在大约4000～3000年前这个时期有大约千年的落差距离，所以带一支中东的人马到中国中原这里来征服发展合乎逻辑。当然，他们第一个应该发展的地区是印度，而不是东亚地区。世界史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印度的文明史总体早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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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人的历史（1）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乌衣巷》道出了多少人间沧桑巨变。今天的也门除了那块土地，一切换了人间，今非昔比。也门因为扼守红海出海口这个交通要道，曾经在旧时代辉煌一时，它的光辉也曾经照耀到东亚地区。也门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也进行了一次次的更替发展。
也门居民主要为阿拉伯人，卷发大眼是他们的主要生理特征。由于阿拉伯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所以早期阿拉伯人或许还有肤白的特征。也门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盖哈坦”子孙，就像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样以证明自己的古老渊源。
根据考古学家的结论，也门地区最早的居民分为两个族群，其中一个在###教兴起之前就消亡了，不知去向，他们属于阿德人、塞莫德人、泰斯米人等。今天居住在当地的是剩下的那个族群，据说是通过战争获得了胜利。这一族群又分为两大族：纯粹阿拉伯人与归化的阿拉伯人。“纯粹阿拉伯人”就是“盖哈坦子孙”，又称土著阿拉伯人。“归化阿拉伯人”指伊斯玛仪①的后裔阿德南的子孙北阿拉伯人而言，也称阿德南人。如希贾兹人、纳季德人等，由于他们是较晚时候迁入阿拉伯半岛的，故称归化的或入籍的阿拉伯人②。总体上看，今天的也门人是以上所有族群融合的结果，只是每个族群含量的大小不同而已。
我们对于“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族群出现在也门地区并不感到意外，并且可以说我们在《向东》一书中已经很熟悉他们了。
现在来看看“盖哈坦子孙”的来源，其实他们也与《圣经》有关。《圣经·旧约》部分很可能是整个阿拉伯地区上古时期的一本家谱，所以大多数显贵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的痕迹。
《历代志上》 1：17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乌斯、户勒、基帖、米设。亚法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坍。③
上面的“法勒”是先知“亚伯拉罕”的祖先。根据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解释，《圣经》中的“儿子”可能是“后裔”、“继承人”或“邦国”之意。
《历代志上》1：25 法勒生拉吴，拉吴生西鹿，西鹿生拿鹤、拿鹤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
“约坍”又翻译为“杰克丹”，历史学家说他就是也门祖先“盖哈坦”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也门地区的民族与亚伯拉罕同宗，甚至因为“以实玛利”的缘故，多数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传说“盖哈坦”有31个儿子。
《历代志上》1：20 约坍生亚摩答、沙列、哈萨玛非、耶勒、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录、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坍的儿子。
能够在《圣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家族绝非等闲之辈。按照年代推断，这是大约4000～5000年前，可以看出来“盖哈坦”的家族在当时声名显赫，作为同代的“法勒”只在《圣经》中写出了一个儿子：“拉吴”。
让我们简化一下也门的族群构成，大致是这样的：中坚力量是“盖哈坦子孙”，他们用战争赶走了早期的阿德人、塞莫德人、泰斯米人等。大约4000年前，他们迎来了后起的以实玛利人，成为今天的也门阿拉伯人。他们多属于闪族人。
除了《圣经》与《古兰经》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家谱之外，对于也门王朝的建立以及时间几乎是众说纷纭。
首先，学界对于公元前2000～1000年的“麦因王朝”的看法就不统一。大概情形类似于人们对于中国夏、商的看法，因为证据不足而模糊不清。不过中国学者都同意“麦因王朝”无论早晚都是也门地区的第一个王朝。由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在商朝，我们还是折衷一下不过多考虑4000年前开始的中国夏朝，商朝还是很有希望在也门这里找到一些证据的。这些王朝的建立者皆为“盖哈坦”后裔。比较肯定的是公元前14世纪“麦因王朝”已经存在。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麦因王朝就是在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请注意这样一个巧合，中国的商朝甲骨文至今发现的开端正是在“14世纪”的3300年前商武丁时期。
南阿文字石刻
《圣经》等宗教文本为了某些特殊用意会以象征或避讳的手法来表达一些历史事实。除了“以扫”的“殷”之外，我们在也门这里也可以猜想另外一些象征性联系，比如“红海”有可能就是《山海经》里的“赤水”，从而对应了“殷”。也门以与南亚和东亚的“香料之路”而“商业”发家，同时也门人以“精于商业”闻名，所以中国有“商”？有人会笑话我说，外国人怎么会说中国话，其实这里是个脑筋急转弯，那时候中国人就是“外国人”，他们很可能说同一种语言，“商”在当时就是“商业”的意思，所以固定为一个朝代名称也未尝不可，我们就是他们的后人当然就继承了当时的称呼。或者说，三分之二的甲骨文至今也没有破解，说明甲骨文本来就很“外国”呢。
在历史书中获得这个信息非常高兴：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游牧特色不同，南部阿拉伯地区农业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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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人的历史（2）
一直以来，反对“西来说”的理由之一是“西方”（西亚或中亚）是游牧民族，农耕并不发达，而中国远古时期就显露出农耕社会的特征。南部阿拉伯半岛的农业特色假如还不能证明中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起码已经破解了农业与想像中的游牧不对称障碍。
大名鼎鼎的“萨巴”来历
今天在也门，人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集团或机构以“萨巴”命名，学校、医院、通讯社，不一而足。“saba”有很多意思，其中之一是“奴隶”。其中一个传说是这样的，“盖哈坦”有一位曾孙叫阿卜德·萨姆斯，此人能征善战，在掌握王国统治大权之后改名为“萨巴·本·盖哈坦”，他常常将战俘沦为“奴隶”而得名。“希木叶尔（Himyar）和凯赫兰是萨巴的儿子，这两个人构成了盖哈坦后裔的两大著名支系，……今天的也门人，大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①。萨巴的后裔建立了后来的萨巴王国与希木叶尔王国。
假如说麦因王国的出现大家意见不一，那么对于取而代之的“萨巴王国”局面稍有改变。因为它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630年“萨巴王国”取代了“麦因王国”。但我怀疑这个说法并不确切，萨巴应该早就存在了，只是在这个时期“麦因王国”彻底灭亡而已。古代许多国家都存在这样的王朝错落的格局。这个改朝换代其实是同宗内的革命，不属于外族入侵。假如将其置换到中国境内，判断出夏、商、周之间也是同宗革命，有些中国古代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
中国在东周期间有“上天变乱”、“礼崩乐坏”之说。我曾经在前两本书中推测过这个政治变乱与中东的某些政治巨变有关。现在拿也门的政治局势套入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假如有人指责我的假设过多，我要解释的是，本来中东就是应该作为一体来看待的，所有这么多的假设其实都基本相同更能说明他们的谐振一体性，或者说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夏朝始于公元前2046年，有人认为麦因王朝也始于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过要补充一点的是，麦因王国并不局限于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