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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亡天下--南明痛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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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人一回城,像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诡计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
  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
  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了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口。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于是,他们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最终,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被剐于北京闹市。
  袁崇焕被杀,乃是天大的冤案,但不少无知的北京市民却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个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后金的首领皇太极当作“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让崇祯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会在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遍地烽烟——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加以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半明半灭大明朝(3)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本人并非农民,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至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半明半灭大明朝(4)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农民军。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没老二的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蔑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已经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人名很有意思,有的像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诨名,有的像是《智取威虎山》里匪徒的绰号: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名。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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