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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特别经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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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后来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们看到了,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就设法弄了些营养品,给孩子们送去。“我们受到老一辈很好的照顾,延安的成年人,比我们还要艰苦得多。”王敏清说。
  “保小”毕业后,王敏清又上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附属的延安中学。在延中,十七岁的王敏清入了党。
  笔者曾在一部回忆录中,看到一篇他在延安中学写的作文《他们把时间看得非常宝贵》,这大概是作为范文被保留下来的,可见他当年的学习成绩不错。
  在这篇作文里,王敏清记述了一批延安青年,是如何从“明月,映暗了繁星,葵花也用着崇高的微笑放着芬芳的香味,我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成长为能写很流畅报告的革命工作者的过程。
   。。

康生向医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
  4、“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被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但说王大夫可以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敏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到了山西。到潞城时,正逢北方大学医学院(即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招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出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
  王敏清懂事不久,就因常看着体弱多病的妈妈为革命奔波,萌生过学医的念头。他觉得为人民服务必须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医学院招生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投考。
  刚刚考完,教务处长张润苍就问道:“你下午能来吗?”“能呵。”“那你下午就来报到吧。”“不是要等几天才发录取通知吗?”“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你了,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
  王敏清学的是军医科,新生被编排在六区队。但没学几天,校方就通知他跳一级,直接学习专业。一年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急需医务工作者,王敏清便和比他高一年级的学员同时毕业,分配到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
  当时的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已经全力投入临汾战役的医护工作,王敏清被派往前线医疗所。他说:“战地医疗所紧靠着战场,受伤的战士先抬到我们这里,做些紧急处置,重伤员被送往后方医院。”
  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更炽烈的太原攻坚战又开始了。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野战医院,王敏清又随医院开赴太原前线。经过一年多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和磨砺,他的医术提高了,在政治方面也更加成熟。
  北平刚解放,他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接收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这时他才20岁,是总医院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又是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如此发展下去,驾轻就熟而且顺当。但王敏清觉得:自己仅在医学院受了一年多正规训练,就匆匆结业从事临床,基础太不扎实,系统学习的课一定要补上。
  1950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生部报到的四名优秀生之一。
  1954年8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又由中央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笔者说:“一到医院,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瑾,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洁。吴洁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他曾任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的院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病。笔者曾听一些知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好像患了很重的精神疾病。
  笔者问王敏清:“你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康生的病情好像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还总说书橱里的、写字台上的书在晃动……他还怕有大的动静,怕见人。当时,除了曹轶欧外,只让护士照顾,谁也不能打扰他。”
  王敏清说,当时的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不见医生,不会客人……但他得知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后,便又后加了一句:王大夫可以来。
  文化革命前,王敏清的父亲从未对他透露过同康生的龃龉。因此王敏清只知道康生同他父亲共过事,很熟悉,且多次到他家中看望过他父亲。所以王敏清去七号楼看过康生。康生那时对王敏清挺客气,很关心,还为他写过几幅字。可当年王敏清对书法没什么爱好,结果都遗失了。
  “我同他见面时,他的谈吐、举止都很正常,字也写得很好。所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王敏清这样分析当时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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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自行车进了中南海
  5、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进了中南海/最初的保健对象是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舞曲终了时,王敏清发现他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
  就在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的那年年底,卫生部中央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找王敏清谈话。他对王敏清说:“组织上决定调你进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这是个很光荣又至关重要的岗位,现在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自幼年不知不觉“加入”革命行列,到上学、做军医,王敏清对面临的一切似乎从未闪现过畏难和犹豫;延安精神的熏陶,父亲人格的影响,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患得患失;作为一个中###员,对组织的决定,也向来没说过二话。王敏清没有多加考虑,干脆地答道:“我服从组织安排。”
  1955年初,王敏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捆在自行车上进了中南海。初进中南海时,他住在勤政殿的东边,距离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不远。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保健处,他们在中南海里就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
  王敏清刚到保健组时,保健组里共有6位医生,他们是:刘少奇的保健医生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医生翁永庆。毛泽东原来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刚刚离开保健组,到苏联学习去了,曾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就代管了一段毛泽东的医疗保健事宜,但他不属于中南海保健组成员。还有一位医生徐涛,他主要的任务是照顾身体不好的江青。顾英奇医生没有固定的保健对象,机动,后来他接替了翁永庆。还有一位医生是巫鸿坤,负责环境公共卫生。
  王敏清刚去时也是机动。所谓机动,就是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主要是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同时,他还负责###、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说到机动的工作,王敏清对笔者说:“那时怀仁堂时常演节目,中央领导人观看时,我们要有人跟随值班。我们在怀仁堂里有专座,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和工作人员很容易找到我们。”
  王敏清说他对一般的演出兴趣不是很大,但他对京剧却可称得上着迷上瘾。他说那是在延安看《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看上瘾的。他说当年头脑中甚至闪过到延安评剧院当演员的念头。恰好中南海保健组里的人对京剧都缺乏欣赏热情,甚至觉得看戏是受煎熬,所以每当演京剧时,王敏清就把值班的任务全包揽了。
  “听许多前辈讲,延安时期领导和群众间等级观念是最淡薄的,所以见中央领导人,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我想您在延安大概就见到过毛泽东,但那种见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见感受也许不尽相同,而且此时见面,可能会发生对话,印象会特别深。”笔者问。
  “的确如你所说。在延安我就见过毛泽东,有时在一起看节目、看戏,相距都不算远。刚到中南海工作时,我首先要做的是熟悉环境,熟悉服务对象的情况。到春藕斋、怀仁堂、游泳池等处转悠,认认各位领导人的门,同各位领导人的夫人、秘书、警卫人员建立联系,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于开展医疗保健工作,并经安排见领导人。在中南海里走动,总有机会看见毛泽东,但一直没有说过话。”王敏清说。
  王敏清说他到中南海后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春藕斋每周举办一两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在春耦斋的舞会上,保健人员有时也会上场活动一下。
  “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
  

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
  6、1955年夏季,王敏清经常和毛泽东在游泳池“会面”/哨兵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3人救了出来/在西湖畔,王敏清受到毛泽东“表扬”
  1955年夏,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机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也自然更多些。那时的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因此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
  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住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遂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的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更新的热潮。
  这年1月,毛泽东主持编辑、并亲自写了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本来,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合作化的任务相当艰巨,也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仅用了6年左右就顺利完成了合作化的过程。有着“不断革命”强烈意念的毛泽东,随之萌发了终于招致不良后果的、急于“并社升级”的进一步跃进的思想。
  也是王敏清住进汪庄的那段日子,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毅、柯庆施、谭震林、廖鲁言及辽宁、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对由他起草的《农业十七条》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了《农业四十条》的初稿,并拟出了从1956年至1967年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当时的汪庄招待所里还没暖气,气温骤降时,靠燃炭火取暖。一天,寒流袭来,加上南方的湿冷令人难以忍受,晚上王敏清和徐涛把燃着木炭的火盆端进屋里,便匆匆就寝。
  护士魏琳在王敏清他们屋里的电话旁,等着罗瑞卿通知她去做治疗的电话。午夜过后,电话铃响了,魏琳刚拿起电话听筒,就因煤气中毒摔倒在地板上。
  魏琳倒地时,碰翻了火盆,引起地板着火。摔倒声与满屋烟熏,惊醒了王敏清,还没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出了事,迷迷糊糊地去推门,可门被卡住了,只推开一点小缝。然后,他把魏琳抱到另一张床上,就在这时,他也因煤气中毒支持不住昏倒了。
  屋外的哨兵听见屋里连响数声,又有烟从门缝里冒出来,感觉情况有异,立即冲进屋里,及时把他们三人救了出来。
  清醒之后,王敏清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亮时,王敏清感到头痛得厉害且浑身无力,但想到早饭后例行的随毛泽东散步,便强忍着疼痛来到西湖边。
  毛泽东显然已经知晓夜里发生的事故,见到王敏清走来,便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打趣他说:“两个医生煤气中毒,应该表扬。”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听了,都呵呵地笑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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