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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陈布雷大传-第37章

小说: 陈布雷大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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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撤出前陈布雷的忧愤(2)
到了11月中旬,上海将陷落,蒋介石已派人去奉化,11月14日陈布雷日记中有记:“……庆祥来谈拟派人赴奉化取文件(注:《蒋氏家谱》也),乃作一函致谦夫,将姜家岙贞社存件一并取出送妥当地点保存……”陈布雷也写信给陈谦夫把在家乡的文件转移。11月16日陈布雷日记中记:“……昨晚接允默电,昨已抵萧山,不知今日能成行否?十时到山中办公室,核办文电十余件,当此公务倥偬,只得将私事摆开矣!十二时往访卢作孚,托在重庆觅屋……”11月23日日记:“……知长兴轮已到汉,又闻余之家人明日亦可抵汉矣……”11月24日日记:“……今日京市发警报三次,午后二时敌机袭入京空,投弹多枚,四时卅分,得汉口电话,知家人均安抵汉口寓明镐宅,又接四弟自建德来书,言图书馆迁建德云云……半月来系念家人手足之心今稍为之稍慰矣……”这时,日军已对南京外围形成包围,蒋介石准备迁到武汉,陈布雷在11月26日日记中写得明明白白:“……秘书厅人员今晚离京……奉委员长之命,命余亦先行,午后五时与岳军再晋谒报告诸事,委员长仍催我等速行,谓此间已无要务,可到武汉待命,乃匆匆收拾行装……九时卅分谒委员长,凄然有感,几于泪下,……十一时偕学素等到宁海路约芷町同乘普金差轮西上,开船时已十二时卅分,自此与首都暂别矣!”
  陈布雷是11月29日到汉口的,当天的日记记下:“……十二时抵汉,明镐兄来迎,到电话总局暂住……知允默等适于今晨赴渝,如余早到一日尚可在汉相晤也……”
  蒋介石也到了武汉,立即命陈布雷起草《南京撤守告国民书》,在12月11日上庐山,12月13日陈布雷在庐山上犹惦记着南京,他在日记中有记:“……与慕尹谈知南京战烈,我部队死伤惨重,恐退路将全被截断矣……”所以庐山“景物优美,乃无心观赏也”(12月14日日记)。12月16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渡江到武昌移寓胭脂坪……十一时谒蒋先生改定告国民书稿,并报告对时局意见,十二时再往谒见,午后四时再谒蒋先生……”他又忙碌起来了。
  

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1)
刚到汉口,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召他到牯岭,起草《告国民书》,3天后回汉口。这时侍从二处移到武昌胭脂坪,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陈的住所,只有两三个助手,包括缮写人员、机要文书,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陶德曼有一天,外交部次长徐谟来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要求见蒋介石。汪精卫一听,高兴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
  陈布雷对汪精卫怯战之色颇为反感,这个善于反复,追求权位,出没政潮,旋进旋退,事急则出国,既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陈布雷与张群商议,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回答说:“陶德曼来一叙也可,由徐次长陪来。”汪精卫更高兴了,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驳斥大人物的话,这次他却高声说:“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陈布雷得悉,日敌所提为四个条件:一、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防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要有相当赔款。蒋介石的态度是:“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可决置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引起纠纷。”陈布雷也说:“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当然无考虑余地。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诱降”,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与于右任、居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以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布雷先生,我要发表一个谈话,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
  蒋介石的谈话说:“……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亦是以使岳武穆未伸之壮志,终得伸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死亡30万。蒋介石到了汉口,向陈布雷倾吐衷曲:
  “我撤离南京后途径长沙,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侦知我将过长沙。日寇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玉碎宫倾,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蒋先生,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日机深夜空袭,将附近一处花房夷为平地。日寇必有奸细引导,暴日欲加害先生,布雷甚为深忧。”
  “不妨事,不妨事。”蒋介石说:“自辛亥光复以来,我数度遭到艰危,但都安然度过。抗日大业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之英雄事迹,深为感动,他满含泪水说:“蒋先生,抗战以来,我将士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坦克,悲壮激烈,可歌可泣。更有谢晋元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忠可嘉,震惊中外,永垂国史。”
  蒋介石这时有点气愤地道:“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如韩复榘不战而退,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率兵擅自进占河南。据范绍增副军长密报,刘湘、韩复榘联合反我,此种小人蟊贼,可耻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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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2)
“这是真的吗?”陈布雷对范绍增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往来密电都有了,我派何应钦把这密电拿给刘湘看,刘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吓死了。”
  陈布雷道:“蒋先生英明,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布雷先生,3月底,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拟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些文件,劳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被推为总裁,汪精卫副之。汪精卫很不高兴,在即席演说中,满脸尴尬之情态,陈布雷看在眼里,想在心底,这个政治商人,大概又要玩什么花样了?
  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此文件的初稿拟出后,经陈布雷、张群、陶希圣、陈公博、王世杰等研究修改然后提出。代表大会的宣言由汪精卫起草,蒋介石皱皱眉头,说:“语意轻重未尽当。”戴季陶说:“毫无足取。”
  代表大会还决议设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不久又筹划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我们的党要有新鲜血液,要培养革命活力,才能完成抗战建国任务。”
  陈布雷认为蒋介石这一时期精力特别旺盛,举措也深得民心。他问道:“蒋先生,国民参政,不分各党各派,敢问你对党派问题的看法,是一个政党还是各党各派参政?”
  蒋介石在庐山上向全国同胞宣布对日作战蒋介石挥挥手说:“我以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是战后如何奠定民族永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
  “蒋先生之理想……”陈布雷小心问。
  “我以为与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信仰——三民主义,于一个组织之下。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我考虑中共和其他党派可能以合并为宜,则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降服之嫌猜。”
  但是,蒋介石的“合并”之谋,只有青年党表示接受,而中共负责人秦邦宪则坚决拒绝说:“合作可,合并则不可。”
  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设干事会与监察会,蒋介石根据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为常务干事。陈布雷回忆说:“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筹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制度,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稿,凡五易其稿……”
  陈布雷请调陈方为侍四组组长,又主张“延揽专门学问更通晓政理者若干人,以备咨询或研究审核专门问题”,蒋介石均一一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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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1)
陈布雷在抗战中为蒋介石写了不少文章,但是他自己最感满意的是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他在回忆中说:“七月初为蒋公撰拟《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蒋公未及口授大意,但言必将武汉保卫战之必要插入此文,以唤起军民注意,盖马当失陷后,敌氛渐向西侵云。张季鸾君评余此文为:‘琳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陈布雷这样赞美自己的文章是少见的。这篇文告有6000多字,开头是说抗战以来,日寇暴行和军民奋战形势,“壮丁青年惨遭杀戮,多数同胞流离痛苦,至于老弱妇女受到敌军兽行惨不胜闻的凌辱屠杀,尤为历史上未有的惨毒。但是从抗战开始到如今,我们的民心士气越打越团结,越战越坚强,前线将士英勇的牺牲,后方民众热烈的奋斗,举国同胞民族意识的发扬,已经使国际上观感完全改变,把中华民族的荣誉地位极大提高,使暴戾骄横的敌寇惊惶无措,进退失据……”
  文告又谈到:“要达到抗战胜利,摧毁敌寇暴力,协同作战和团结精神,更是十二万分重要……一切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除开国家民族的利益外,一些不夹杂丝毫的渣滓。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
  陈布雷写这篇文告确实是倾注了全身心的。日机轰炸,天气酷热,他挥汗如雨,挥笔疾书,文思泉涌,仿佛在向全国人民讲话:
  “……想一想,被敌军占领了7年的东北四省,有我们3000万同胞,所过的又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的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我们民族有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概!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决不会被敌国凶暴所威慑,而且敌人越凶暴,我们越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拚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写到这时,敌机又飞临武汉上空盘旋、轰炸。陈布雷因为防空,常常晨往珞珈山暂息,晚归胭脂坪办公处。他望了望疯狂滥炸的敌机,挥笔写来:
  “……若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求和平,其结果无非使子子孙孙永为奴隶,永为牛马。就是保存了国家的形式与名义,其祸害比亡国还要残酷。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受痛苦、残杀的灾祸,就是甲午以来自亡清皇室以至袁世凯畏敌苟安,不顾民族百年祸福所留的遗毒,前人所种的恶因,到我们这一代受到了这种惨毒的恶果。如果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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