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王安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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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所不恤的到底是流俗之言还是所谓的“公论”，双方的结论完全相反。保守派攻击王安石“诋公论为流俗”，以己说为公论；王安石则将保守派的言论称为“异论”、“邪说”、“流俗之言”，看来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立场相去甚远，故结论也势如水火。那么到底王安石所蔑视的是“流俗之言”还是“公论”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是无法抛开双方的立场。由于变法暂时触动了士大夫阶层的一些利益，因而在整个包括士大夫与豪商地主在内的社会上层，反对变法的声音一时占了主流，就整个社会上层而言，反对派的声音就成了“公论”，因而保守派对王安石无视这一“公论”表示愤慨并不奇怪。对于保守派来说，他们无法想象像王安石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什么会背叛本阶级，置本阶级的利益和呼声于不顾，因而只能以“不近人情”、“执拗”等言辞来形容他。其实王安石比他们想得更远，他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为此暂时牺牲一点上层阶级的利益、让贫困至极的下层百姓稍得一点好处在他看来是完全应当的。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从人数更多的下层百姓的利益来考虑，保守派的所谓“公论”就名不副实了，既不公正，也不代表主流和多数。保守派之所以根本不这么认为，是由他们狭隘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因为在保守派的心目中，下层百姓根本就不值得尊重，他们的意见完全没有必要听取，是真正的“流俗之言”。由于社会下层没有发言权，缺乏代言人，他们的声音就无法反映到上面，因而代表少数的“异论”却成了“公论”，只有王安石这样目光远大、个性刚强、体恤下情的大政治家才会不为所动，以力战流俗为己任，虽然未获最终的成功，但其精神和勇气还是不可抹杀的。
从王安石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不怕压力，“必欲力战天下之人（流俗之辈），与之一决胜负”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中，可以看到他坚强的个性、坚定的信念和无比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永远值得后人效法和敬仰的。
遗恨千古（1）
王安石变法，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目标是明确的，法令措施是可行的，推行步骤也比较适当，效果也很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总结其最终失败的原因，探讨其变法的得失，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变法派的政治基础比较薄弱，无法形成一股强大而持久的政治力量，这恐怕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王安石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代表，这未免带有过去阶级分析的痕迹。其实如果按阶级成分来说，王安石“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算是标准的贫下中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彻底的工薪阶层，以薄俸养家糊口。尽管王安石经常为社会中下层说话，但也不能说他就是中下层的代表，他其实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和每个阶层的合法、合理、长久的利益。
当时的情况是整个社会贫富悬殊，或者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朝廷与下层百姓掌握的财富份额不大，都是收不抵支，而上层官僚与地主豪商则相对过富，他们收入较高，承担的责任却很少，因而盈余较多。而且他们的收入大多带有不合法的成分。上层官僚俸禄并不高，其收入大半来自贪污受贿或兼营他业，总之大都是凭借特权得来的；大地主与豪商要么与官僚一身二任，要么与官府相互勾结，其收入中靠正当经营获得的部分不多，靠剥削、侵吞、逃税等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收入占去大半。这部分人收入高，又有特权，该承受的负担又大都转移到下层身上，因而支出相对较少，是整个社会最富裕的阶层，也是最为保守、最缺乏进取心、最害怕改革的一个阶层。
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社会负担严重不均的现状，王安石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是注重效率，依靠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使整个社会都受益；二是注重公平，抑制兼并，限制垄断，减少上层特权阶级的不合理利益。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注重公平，不限制特权阶层的非法利益，就无法调动下层百姓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也无法筹备发展生产需要的资金，同时也不能给中下层官吏增发俸禄，不能澄清吏治、减少贪污；不努力发展生产，使财富总量大幅度增加，就只能纠缠在分配上，加剧上下之间的矛盾，而下层只能是受害者，得到较小的一块蛋糕，无法得到真正的公平，一旦矛盾彻底激化，就可能爆发社会###，贫富上下都会遭殃，谁也得不到公平，而最倒霉的其实还是穷人。因此从长久来看，变法对国家有利，就是对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利，富豪阶层也不例外，而他们事实上还是最根本的获利者。
改革肯定会暂时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对于可能会遭遇到特权阶层的反对，王安石和神宗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特权阶层的反抗如此激烈，如此不顾大局，则是变法派始料未及的。
神宗在变法方面有时甚至比王安石还要激进，他很清楚变法的目的就是改变负担不均的现状，增加朝廷收入，而下层负担已经很重，且贫寒已极，没什么油水可刮了，因此目标只能是对准上层富户。在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中，明确表现出了双方立场的差异。文彦博言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针锋相对：“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段对话十分有趣。神宗明白指出变法的目的就是针对士大夫阶层而不是针对下层百姓，文彦博则也直言不讳地告诫神宗，皇帝只能与士大夫合作，而不能代表百姓。
在抑制兼并方面神宗与王安石一致，但在方式、方法及步骤上则有所差别。神宗似乎急于求治，或者说急于改变朝廷穷困的局面，因而主张对兼并户坚决打击、赶快征敛。王安石则老成持重，他知道这个阶层势力很大，如果过于侵犯其利益，改革的阻力就会非常大，因而主张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只能渐加限制，不可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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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恨千古（2）
如免役法，神宗对官户减半优待的做法不满，“疑官户取助役钱少”，王安石则耐心劝告，以为“度时之宜，只可如此”，这样阻力较小，能使变法顺利进行，这帮人不是有权，就是有钱，一旦纷纷上告，恐怕皇帝本人也不能不动摇。若皇上果能熟见利害，明示赏罚，使豪滑吏民不敢不服，到那时再加大制裁、兼并的力度，多救济贫弱，就不会有太大困难了。
这场变法事实上是变法派与神宗的结盟，尽管变法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层的利益，然而正如文彦博所言，由于百姓在专制制度下并无发言权，因而变法派的权力基础事实上就只有皇帝，变法的成败得失也就只能系于神宗一人。
王安石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在最初就一再试探神宗，看他变法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当他认为神宗的态度比较坚决时，就毅然接受了领导变法的重任。
专制社会皇权当然至上，然而文彦博的话也是一针见血，皇帝无法真的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他不可能与百姓合作，因为他不是民选的“总统”，真正决定皇族命运的还是士大夫阶层，专制制度注定他只能与这一阶层合作。
由于王安石过于相信皇权至上，以为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就可以无事不办，圣君贤相就足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因此对于变法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将变法遇到的挫折归因于神宗态度不够坚定，对神宗的困难也缺乏理解。
由于变法触及了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变法派本身也是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因而这场内部革命动力不足，其失败是早晚的事。这也是时代注定的悲剧，王安石和神宗再开明，也不可能让百姓参政议政、走上政治舞台。
由于依赖皇权，王安石只好鼓吹王权至上，只能为君主专制大造舆论，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又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解一时之急，却留下了极大的副作用，既不符合他济贫弱、抑兼并（皇帝才是最大的兼并者）的初衷，也不合乎他向往原始民主、主张君臣互为宾主的思想。
由于一方面依赖皇权，一方面又担心士大夫阶层的反抗与抵触，就注定了变法只能是借鸡生蛋，是想在专制制度内部孕育出一个公平、自由、富有生机与效率的新制度。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创造出新体制，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既然变法既不能触动皇权，又不能改变士大夫的特权地位，这就注定了改革只能在经济领域进行，而无法真正深入到政治领域。诚然，王安石也不是不想在政治上改革，但他只能做一些小打小敲的改良。如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使得下层士人有了更多的机会，为国家，也为变法派培养了不少人才和后备力量。如改革晋升制度，稍微改变了过去那种按部就班、无灾无难到公卿的旧制，对于中下层官吏确有才能者不次擢用、破格提拔，以才德政绩之优劣予以升降，不再单看年资。如主张高薪养廉，给过去从不发俸禄的胥吏发薪，使之不再专靠贪污为生，设想逐步打破士人与胥吏之间的界限，使干练有才的胥吏同样有升为大臣的机会，提高胥吏的社会地位。同时给中下层官员增发薪俸，使之得以养廉。这些措施无疑都对澄清吏治有利，也提高了官府的行政效率。
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动专制制度本身，也没能改变等级体制。上层官僚富豪只是在经济利益上受到了一点损失，其政治权力和特权地位并未受到动摇。而且，王安石是打着加强王权的旗号来限制士大夫阶层的某些特权的，这也是他们不敢公然反对的重要原因，同样也是神宗支持变法的条件和前提，因而改革的结果只是将上层享有的某些特权和经济利益收归中央，而不是转移给下层。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使专制制度更加强化了、权力更加集中了，使整个国家对皇帝一人的依赖更加严重了。
神宗并不是一个昏庸可欺的皇帝，他支持变法是有条件、有目的的。对于能够加强皇权的措施他坚决支持，反之则不予理睬。他口口声声代表百姓，仿佛真要与百姓结盟，完全为百姓利益说话，其实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来限制上层士大夫的特权，将这一部分利益和权力收回并由他来支配。他在前期对王安石几乎言听计从，一是因为王安石的想法与他的想法一致——王安石的举措都是维护皇权的；二是因为他深知王安石的人品和能力，知道他不慕富贵，没有私心；三是因为他本人政治经验不足，自觉在能力上不如王安石，而且当时财权、事权多由大官僚、大富豪把持，没有王安石等人的鼎力相助，他也很难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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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恨千古（3）
神宗一方面宣称“朕与安石如一人”，非常尊重王安石，也给了他较大的权力；一方面又牢记祖宗告诫，实行“异论相搅”，在朝中一直任用文彦博、冯京等旧党掌管枢密，以对王安石进行限制，又对司马光等人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使之仍然保持影响和地位。王安石权力虽大，却须事事与神宗商量，并无单独任事之权。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月亮虽然非常明亮，其光辉却完全出自太阳。
旧党多攻击王安石专政，其实真正的专政者一直是神宗，只是王安石更多地站在前台而已。王安石二次罢相，固然与他痛失爱子、变法派又遭到分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意识到神宗有独揽大政的意图，对他的信赖有所减弱，而且他与神宗的分歧渐渐显露，变法已经很难再按他预想的方式进行下去了。
神宗在王安石去职之后，尽管仍然在推行新法，但规模已大为缩小，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方式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富国强兵是二人共同的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二人是有分歧的。王安石主张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为主；神宗则强调自下征敛和减少开支。王安石强调集权，但他事实上是以集权为手段，目的则是实现社会公平，并通过公平促进效率；神宗则是以集权为目的，以百姓利益为借口集中权力，将上层士大夫与富豪手中的权力收归中央。王安石主张自由经济，希望通过自由经济调动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使国家真正富裕起来，国富则可以强兵，而这样就需要时间和耐心；神宗则急于求治，他对通过生产和积累富裕起来既信心不足，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