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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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７ 月 ８ 日，
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
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１９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
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
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
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
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
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
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
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 893—895
页。
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 26 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 年 4 月 30 日），FO228/1852。
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
他的运动。但在 １９１３ 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
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
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１９１３ 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
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
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
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
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
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
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
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
６ 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
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
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
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
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
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
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
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
１９１３ 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①有些都
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
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
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
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
是四分五裂的。１９１３ 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
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
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
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
象是：１９１３ 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
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
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
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 68—69 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 年 6 月 5 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 年 11 月），第 47—61 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
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 年》，第 141—161 页。
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
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
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
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
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
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
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
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
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
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
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
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
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
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
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 １９１３ 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
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
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
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
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
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
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
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
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
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
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选举的胜利——
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
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
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
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１９１３ 年发生的事不
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
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
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
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
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
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 年 7 月 20 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
报（1913 年 7 月 21 日），附于北京 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 年 7 月 21 日）内，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 年，2，第 340—341、352 页。
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
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
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
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
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 １８９８ 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
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
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
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
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
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 ２０ 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
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
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 ４０ 年代对蒋介石，７０ 年
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
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
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 ２０ 世纪
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
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
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
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
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
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
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 １８９８ 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
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
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
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
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
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
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
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
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
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
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
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
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
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
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
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
的。
１９１３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