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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章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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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 1941—1943 年与他同党
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地是要服务于他
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
1937 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
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 1949 年以前的各种
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 40 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
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
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1941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
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
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1941 年 7 月 13 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
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
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
列原著。
1942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 1929 年 12 月写的《古
田决议》,要求熟读。
1942 年 2 月 1 日和 8 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
次演说中,他抱怨他 1938 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
半以后才发表。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1943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
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3 年 4 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
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1943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 1935
年 8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
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
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1943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
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1943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
放日报》上发表。



1945 年 4 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
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①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
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 1942—1943 年整风运动的主要
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
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 1943 年 4 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
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
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
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 1943 年以后,特别是从 1945 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
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
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 1932—1934 年受辱于“二十八
个布尔什维克”,和从 1935 年到 1943 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
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
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
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
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 2 节里,我提到过 1943 年 6 月 1 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
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
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
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
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
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
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90—301 页。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98—700 页。1943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
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
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 177 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
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 年第 7 期,第 2 — 4 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
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 345—346 页。关于 1945 年 4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6—337 页。关于从 1943 年 3
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 年第 2 期,第 77—78 页。
① 《致何凯丰》(1943 年 4 月 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213 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
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
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 50 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
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 《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
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
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
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
在农村 15 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 40 年代初,这一经验教
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
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
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
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
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 1942 年 12 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
问题》②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
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
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
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
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
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
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
的……①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 1943 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
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②列在第二项(紧接
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 1943 年应由财经办事处
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
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
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
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
问题”。③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1949 年以后,
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
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时被译为“to
coordinate”,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难


② 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
业》,见《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3—264 页。
① 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50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73 页。
③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5、273 页。



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
最好把“centralized”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inte-
grate”,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 40 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
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
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
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
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
决定意义的……②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
东起草的 1943 年 6 月 1 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
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
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
作、组织工作、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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