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
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
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 １９３８ 年以
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
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
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
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
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
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 １９３８ 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
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 １９４５ 年所说），①不仅
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
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
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
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关于中国
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
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
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
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
①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卷，第 332—337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261 页。
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
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
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
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
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
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
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
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
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
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
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 １９ 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
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
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
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
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
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①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
“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
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②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
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
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
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
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
思想在 ２０ 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
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
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
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
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
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 １９３８ 年所
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5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75 页。
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①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
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
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
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
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
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
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
地位，已由前面引自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
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
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
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
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
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
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 １９３８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
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
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
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
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
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
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
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
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
不得。①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 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
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 年》，第 55—58、
88—95 页和各处。
① 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 章。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5 页；《毛 泽东集》第 6 卷，第
250—251 页有增补。
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
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１９３９
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
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
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
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
是“左”的东西。②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
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
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
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
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
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
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
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
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
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
大致在公元前 １１ 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
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
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②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
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