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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乱世奸雄纵横三国:品曹操-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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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续之?
  “汝颍”,指汝南、颍川两郡,均属豫州。荀彧得信后,便推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同他纵论天下大事,发现他见解不凡,非常高兴,事后便对人称赞说:
  “能够帮助我成就大业的,必定是这个人!”
  郭嘉见过曹操,也很高兴,事后对人感叹说:
  “曹公真是值得我侍奉的主人啊!”
  曹操当即任命郭嘉为司空军谋祭酒,留在身边参谋军事。
  此外,荀彧还向曹操推荐了钟繇、杜袭等人。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原在朝任黄门侍郎,曹操通使长安时,曾为曹操出过力。后随献帝东迁许都。此前荀彧就曾多次对曹操提起过钟繇,钟繇到许都后,曹操即任命他为御史中丞。不久,改任侍中、尚书仆射,做了尚书令荀彧的副手。杜袭字子绪,颍川定陵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客之礼,但杜袭认为刘表不是能够拨乱的人物,因而南去长沙,不久逃归乡里,曹操得知后征召他为西鄂长。这些人对曹操战胜对手、统一中原的事业,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但前来许都的人中,有的人也给曹操带来了一些麻烦,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颇有才气,但恃才傲物,喜随意褒贬人物,觉得谁不如自己就不理睬谁,人际关系搞得很糟。兴平年间(194—195)避乱荆州,建安初年来到许都。当时许都虽属新建,但士大夫四方来集,也算得人才济济,但祢衡却大都看不上。有人问祢衡:
  “你怎么不去投靠陈长文(陈群)和司马伯达(司马朗)呢?”
  祢衡露出一脸不屑的样子,反问说:
  “你是想让我去跟随屠户和卖酒郎吗?”
  又有人问他:
  “曹公、荀令君(荀彧)和赵荡寇(即赵稚长,当时任荡寇将军)算得上是盖世之才了吧?”
  祢衡对曹操勉强称赞了几句,但对荀彧和赵稚长却一点也看不上。荀彧有仪表,而赵稚长肚腹大,祢衡因此回答说;
  “文若可以借他的脸面去吊丧,稚长可以让他去监厨请客!”
  祢衡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但也并不尊重,戏称孔融为“大儿”,杨修为“小儿”,认为这两个人还可以上得台面,其余的人全都是庸庸碌碌之辈。其狂妄傲世的情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孔融对祢衡却很器重,特地上表推荐,说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文艺,升堂睹奥。”又说他“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如仇。”还一再在曹操面前称赞祢衡。曹操听了,动了心思,想见见祢衡,谁知祢衡却称病不肯前往,而且还在背后不断讥讽曹操。曹操得知后很不高兴,但考虑到祢衡有才名,不便发作,于是想了个羞辱祢衡的办法,折折祢衡锐气,一泄心中怨气。祢衡善击鼓,曹操便将他召为鼓吏,利用一次大宴宾客的机会,让他当众击鼓。按规定,鼓吏击完一通鼓后,应脱下旧衣换上特制的新衣。祢衡最初没有换衣,被有关官员呵责后,走到曹操面前,将旧衣一件一件脱下,直到脱得一丝不挂,裸身而立,然后才又慢慢穿上新衣,而脸上竟毫无羞愧的表情。曹操反被弄得下不来台,自我解嘲地大笑一阵之后,对众宾客说:
  

第五章挟天子以令诸侯(10)
“我本来想羞辱一下祢衡,不料反而被他羞辱了!”
  事后孔融责备祢衡,并向他说曹操仍想见见他,这回祢衡答应了。孔融又去见曹操,说祢衡狂妄失礼,想见见曹操当面表示歉意。曹操很高兴,吩咐守门人,如标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但却不是向曹操道歉来的。只见他身穿布单衣,头顶粗葛巾,手持一根三尺木棒,往大营门口一站,以杖击地,大骂曹操。曹操大为生气,对孔融说:
  “祢衡这小子,太不识抬举!我要杀他,不过像杀一只麻雀,一只老鼠。只是想到他有些虚名,不肯杀他,怕远近的人们会以为我曹操没有容人的肚量。现在我把他送到刘表那里去,看看会怎么样!”
  立即命令准备好马三匹,派两个人将祢衡送到南阳去。祢衡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也早想南还荆州,这时也就听之自然,不再表示异议。临行时,有几个人到城南为祢衡饯行,但祢衡未能如约按时赶到。大家商定祢衡来时,都不要起立迎他,报复他一下。祢衡到后,见大家或躺或坐,都不起立,突然坐下大哭起来。众人不解其意,只得相问。祢衡回答说:
  “坐着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我夹在坟堆尸体之间,能不悲痛吗?”
  众人听了,无可奈何,只得都站了起来。
  祢衡到荆州后,刘表开始很看重他,案牍文章都要经由祢衡审定。但祢衡同刘表左右的人处不好,这些人在刘表面前告祢衡的状,说祢衡一面说刘表仁义,即使是周文王也不过如此;一面又说刘表遇事不能决断,最终成不了气候。刘表听后,感到耻辱不能相容,于是将祢衡送到性情急躁的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黄祖最初也很看重祢衡,黄祖之子黄射尤与祢衡相好。但后来,祢衡有一次在黄祖大会宾客时当众出言不逊,黄祖呵责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命拖出杖责,祢衡仍大骂不止,终于被黄祖在一怒之下杀死,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祢衡有才而终不为社会所容,应当说这是一个悲剧。但祢衡自身的性格弱点应当说也是突出的。其人狂傲自大,目空一切,刻薄不饶人,得罪他不行,不得罪他也未必就行,比他差不行,不比他差也不行,名士脾气大发作,这是他同谁都难以处好,到谁那儿都待不长的重要原因。他到许都来,曹操最初并没有要怎么样他,他对曹操的政治军事举措及个人品德、为人处事等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自己似乎并不代表什么正义力量,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曹操地位比他高,别人趋之若鹜,他就偏不买这个帐,因而才发生起冲突来的。曹操对祢衡的敌对情绪和行为应当说是采取了一再忍让的态度的,祢衡总是处于攻势,而曹操总是处于守势。实在忍无可忍了,曹操的反应应当说也还是比较克制的。将祢衡遣送出境,是处置这件事情的最好办法,如将祢衡继续留在许都,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稳定当时局势和建立曹操个人的权威都是极不利的。曹操不想杀死祢衡,不是说他就很宽容,或者说他就很看重祢衡,在他心目中,祢衡的生命不过与麻雀老鼠等值。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从策略和影响上考虑,当时正当用人之际,如果杀掉祢衡必然产生使有用之才望而却步的副作用。从大处着眼,不因私怨小忿而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给事业带来损失,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种应当具备、值得加以肯定的品质。曹操在兖州时,因杀掉名士边让而招致一场叛乱的教训,看来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记取了。
  如果将曹操同刘表、黄祖比较一下,曹操较为克制和宽容的态度就更容易看出。祢衡对刘表既没有当众羞辱,更没有当众大骂,但他却不能为刘表所容。祢衡被告发的几句话,并不一定就是祢衡说的,就算真是祢衡说的,也是赞扬(而且是非同寻常的赞扬)和贬损(何况遇事缺乏决断确也是刘表的弱点)一半对一半。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曹操将祢衡往他那里送,是想对他的宽和作一次考验,用意虽然狡黠,但还说不上恶毒,何况祢衡自己也有南回荆州的打算。刘表明知黄祖性急,却要将祢衡往他那里推,让干柴去碰烈火,却是存心要让祢衡难堪了。两相比较,高下之别是显然的。至于黄祖,则更是无法与曹操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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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挟天子以令诸侯(11)
因此,曹操对祢衡的处理,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不能容人的个性,特别是将祢衡召为鼓吏企图加以折辱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但从总体上说,与他贯彻重贤用能的方针是并不牴牾的,虽然后人对于此事颇有訾议,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来,倒是并没有因此而造成多少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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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1)
一“自遭荒乱,率乏粮谷”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刚做兖州牧时,治中从事毛玠就提出了两条重要建议,一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二是要修耕植以蓄军资。对这两条建议,曹操当时就极表赞赏,并积极创造条件施行。经过努力,曹操首先做到了第一条,将献帝迎到了许都。接着,曹操开始做第二条。
  修耕植以蓄军资,其中心任务就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收成,解决十分紧迫的军粮问题。民以食为天,军队自然也不可能例外。军队缺乏粮食,不仅要削弱战斗力,连自身的生存都将成为问题。因此,解决好军粮问题,就可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战斗力,在群雄角逐中站稳脚跟,进而消灭对手,实现统一大业。
  早在黄巾起义前,东汉的社会经济就已面临崩溃的危险,延熹六年(163)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就指出当时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董卓之乱后,社会经济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原地区所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原来经济繁荣的河南和关中地区变得万象凋零,残破不堪。在这场劫难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农业,而农业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支柱,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工商业也就随之凋敝下来。农业遭受严重破坏的标志,是农业劳动力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政府大肆屠杀人民。董卓乱起后,董卓及继之而起的关东州牧郡守也肆无忌惮地屠杀人民。董卓占据洛阳后,放纵军队四出掠杀,其部下在阳城将正在祭祀土神的无辜百姓包围起来残酷杀害,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董卓西迁时,将洛阳城周围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强迫数百万人民西迁长安,途中又有大量人民死亡。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率领步骑数万在###击败河南尹朱俊后,席卷陈留、颍川诸县,杀掠男女,所经之处人物两空。董卓死后,李傕、郭汜、樊稠等人在长安城内外互相争战,死者积尸相枕。献帝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此后二三年间,关中不少地方断了人迹。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在荥阳及河内一带聚兵数十万,互不买帐,纪律松散,有将近一半的人民被杀。军阀大的占据郡国,其次的占据县城,最小的占据乡村,不断攻伐,你吞我灭,经年累月,又有不少百姓遭殃。曹操东征陶谦,陶谦士兵死亡数万,还有数万平民被无辜杀害,一些地方被弄到鸡犬不留的地步。
  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当战祸降临头上时,人民必然要尽力逃避,因而发生了人口的大量流移。黄巾起义爆发后,青州、徐州一带有百多万人逃到幽州避难。李傕、郭汜乱起,关中一带有十多万户流入荆州,有数万户流入益州,还有不少流入徐州。河南一带也有不少人迁流到蜀、荆、江淮一带,还有远避至辽东、交州的。不仅普通民众被迫离乡背井,不少地主也因在战乱中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四散流亡。此后,在整个建安年间,这种人口的流徙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随着三分局面的逐步形成,规模有所缩小罢了。
  与战争结伴而行的瘟疫,也是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的重要原因。从安帝元初六年(119)以来,瘟疫不断,董卓乱后,更加流行,甚至出现了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家尽皆丧命,或一族全部死亡的惨景。大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就曾说,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后来在不到十年间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伤寒病死去的占到十分之七。瘟疫无情的侵袭,又给人民增添了无穷的灾难。
  大量的死亡和流徙,使得中原地区户口锐减。越是原来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大抵就是后来战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地方,因而也就是户口减耗最为突出的地方。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原来人烟稠密,后来都被战争破坏得荒凉不堪,甚至到了路断行人的地步。颍川郡的鄢陵,原有民户五、六万家,后来只剩下数百家;青州原有万户的城邑,后来在册户数不满数百;汲郡原有民户十万、人口63万,后来只剩下民户三万。冀州原有人口近五百万,等到曹操打败袁绍、占据冀州时,只剩下30多万,但还被曹操认为是一个大州。人口锐减到如此程度,还称做大州,其他各州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当时中原户口,据估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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