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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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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第二条是五口通商,也是英国人的主要目的,下面的几个条款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十九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夺豪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依旧傲慢的天朝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令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这些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鬼子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洋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皇上的面子何在?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真正本义是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完全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天朝礼仪和国际惯例的战争!这个战争,在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英国人在用武力方式迫使帝国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还改不过来,那就是帝国自己的悲哀了。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观看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的表现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由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等。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哪,这也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晚清办理夷务的这些满清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林沁格之炮轰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如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摒弃愚蠢的蛮干,认真学习和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并以此来处理同外国和洋人的关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说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1.8、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䜣(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当时道光帝的六个儿子中,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外,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已去世八年且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奕誴由此也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问饭吃,就给特别准备的韭馅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以捉弄人为乐。

  这样,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䜣兄弟二人了,但这两兄弟让道光帝一时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䜣则要远胜奕泞。奕泞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䜣,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䜣,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泞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奕䜣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泞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泞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泞是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做官之道,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来看,奕䜣就过于聪明活跃而不够稳重了。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泞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䜣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䜣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清代野记》上曾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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