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美英战俘纪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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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阶级斗争，果然“立竿见影”。所有学习制度迅速纳入了轨道，井然有序，不再有人旷课，不再有人迟到早退，不再有人故意捣乱。可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使人感到意外。
“反动分子”受到隔离以后，战俘营中刚开始形成的活跃空气顿时消失了，宿舍里失去了笑闹声，球场上一片冷寂，一种莫名的恐怖感重又笼罩了战俘们的心头。大多数战俘不论是中间分子还是积极分子，与志愿军工作人员的距离忽然变得疏远了。这是一种最令人震撼的反效果！
事与愿违。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立即找积极分子调查。
美俘有个共同特点是比较爽快，只要他们觉得你诚心待人，便会敞开胸怀，什么话都敢讲，毫不忸忸怩怩，拐弯抹角。
美俘甲： “哦！ 早该来听我们的意见了。伙伴们都在议论哩！ 议论你们在实行‘高压推销’。共产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大家也想听个明白，可是你们一实行‘高压推销’，只能证明共产主义不是优质产品，别人反而不愿接受了。”
美俘乙： “‘高压推销’只适用于东方人，不适用于西方人，尤其是我们美国人，自由惯了，你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以永远不买你的货。”美俘丙： “如果教会下令把不信上帝的人抓起来，再来向愿意信上帝的人布道，那末，愿意信上帝的人也会害怕上帝了，还是离上帝远一点的好！ ”
一名上尉英俘恰好住进医院，在病室里说话不受拘束，他见身边没有别的战俘在场，也愿意对志愿军的教员推诚相见。
“其实，被你们判定为反动分子的，或许……也不见得真的反动。”上尉斟字酌句地说。这名毕业于英国的“西点军校”———圣切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年轻军官，即使在医院的病床上，也保持着一种严肃稳重的态度，说话慢吞吞的，很注意分寸，“我确信，这些你们所说的反动分子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对你们的宽待政策还是心怀感激的，只是对你们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有所不满，甚至觉得不堪忍受。有的人是好出风头，想当英雄，想等遣返回国以后捞个勋章。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美国、美国军队和美国军人，有一些军士和订了服役合同的志愿兵，他们一旦被遣返回国，如果服役期未满的话，仍需要回到军队继续服役。这些战俘不免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心理状态： 在当战俘期间，要尽量经得起中共‘洗脑’的严重考验，要表露出自己能够恪守入伍参战前的誓言，坚定地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出于这样的思想动机，这些战俘在没有生命威胁和不受体罚的前提下，最喜欢在众多的战俘伙伴们面前扮演好汉角色。在西方，强制信仰是最侮辱人格的事情，被称为‘精神强奸’。如果你们放弃强制性的共产主义灌输，我想情况就会改观，你们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朋友……”这是出自于战俘之口的肺腑之言。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俘管人员是难以接受的。受的。
第57节
志愿军战俘营的各级领导机关内一片紧张繁忙气氛。由水丰电站输来的免费电力，使得每一间工作室里电灯彻夜长明，从俘管处最高负责人到下属俘管单位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日夜不停地操劳。教材、资料、报表、简讯、小结、心得、记录、报告等等，各种文书材料堆满案桌，所有中英文打字机一刻不闲地运作着，将中文翻成英文，将英文翻成中文，上报下达。还有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来往信件，多的时候一箩筐一箩筐的，都要一封封地检查，一是防止战俘寄出的信中有泄密现象和攻击性言论，二是需要通 过书信掌握战俘们的思想动向，摘抄、汇编，供领导和专家分析研究。会议接连着会议。不同意见的争论常常达到白炽化的程度。同样一种现象，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内战争中教育俘虏的方法，不适用于朝鲜战场对外俘的教育。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从穷苦农民中抓丁入伍的，有自发的翻身要求； 当了俘虏后，经过一次诉苦教育，看一场《白毛女》话剧，就可以启发阶级觉悟，掉转枪口成为革命战士。而美英战俘则大不一样，他们即便受剥削受压迫，日子也不见得比黄世仁、穆仁志过得差； 何况，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信仰都不相同，他们没法适应东方人的生活方式，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放弃原有的世界观，跟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只在于早一天结束战争回国回家过和平日子。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立刻转到争取和平这个目标上来，才能求同存异，事半功倍。
另一种意见完全相反： 革命领袖教导我们，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进行灌输教育。敌军工作是第二条战线，理应采取进攻姿态。眼下发生的一切不良现象，原是我们政策上过分宽大造成的后果。我们宽大无边，少数反动分子才敢爬到我们头上来屙屎拉尿。当务之急，是加强专政措施，给极少数害群之马来一点辣的，他们老实了，多数俘虏才可以安心学习。工夫花下去，自然会见成果……事态的发展超出意料，就在热烈争论的时候，好几个中队同时传来了战俘逃亡的惊人消息……
第58节
逃亡的战俘中，几乎都是美国人，大多数恰恰不是“反动分子”。奇怪！ 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按最近的交通路线计算，也有好几百公里，你一个美国俘虏长着蓝眼睛高鼻子，不通朝鲜话和中国话，不带干粮，凭着两条腿，怎么有可能跑到南方去呢？ 逃跑的战俘一个个被各地部队和朝鲜居民抓了回来。也有的经不起冻饿，又自动回到了战俘营。少数回不来的，也只有一个归宿，便是抛尸荒野。
对付这些最受不了约束的美国人，简直无可奈何。有的逃了一次给抓回来，没过几天又逃第二次，还是给抓了回来。抓回来也无所谓，反正只关一周禁闭，写个保证书就出禁闭室； 认错态度好，还可以提前释放。
有一名中士，当过侦察兵，身体棒，相信自己有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有把握逃回朝鲜南方。结果溜出战俘营后，在山沟里转悠了十来天，还是朝鲜民兵给揪了回来。回到原来中队的时候，伙伴们见他衣服破碎，蓬头垢面，整个脸膛瘦得脱了型，活像个野人，都吓了一跳。中队干部利用晚点名的机会，让他现身说法。 讲一讲自己的逃跑经过。好给大家一个教训，不要步他的后尘，再干这种自讨苦吃的大傻事。中士乐于扮演这个“反面教员”的角色，洋洋洒洒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如何昼伏夜出摸索南行，如何与黑熊遭遇，如何偷挖山薯、摘野果、掏鸟蛋、捉溪蛙充饥，如何被三个带枪的美丽姑娘发现，不得不束手就擒……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好像在讲好莱坞电影《人猿泰山》的故事，战俘伙伴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还为他鼓掌叫好。“反面教员”的作用没能起到，反倒竖了一个“正面英雄”的形象。
弄得中队长和翻译都非常尴尬，只好中止他的炫耀性自述，将他送进了禁闭室。明明是无望的逃亡。为什么非要逃亡？ 讯问的结果，答案大同小异： “伙伴们纷纷传说： 你们对我们强制洗脑，说明下决心要同化我们，不让我们回国了，不逃跑怎么办？ ”“我想家。 太想家了。”“我已经绝望。”
“我别无选择……”也有俏皮的说法：
“与其死于苦闷，不如死于自在。”“我想出去散散心。”
“我渴望创造奇迹……”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回答，并非“串供”的结果，更非“逼供”的产物，为什么“口径”与基调会如此一致？ 这一现象，引起了战俘营主要领导人深深的思索……
夜半时分，又有一名美俘企图逃跑。警卫战士在喝令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对空鸣枪以示警告。
这不该响起的枪声，悠悠地回荡在鸭绿江畔的山岭间，久久地回荡在战俘营领导人的心坎里。好些日子来，昌城“外俘大本营”———俘管第一团的团长张芝荪和其他领导人，昼夜操劳，食不甘味。他们成天和通英语的教员们泡在一起，和自己的工作对象战俘们泡在一起，最了解实际情况。刚刚熬过了战俘营极为艰苦的初创阶段，刚刚解决至关重要的安全与温饱问题，刚刚使战俘们的情绪平稳下来，为什么好心好意发动起来的一场政治学习运动，竟会掀起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波澜呢？ 战俘们不论在被俘前制造过多少罪恶，从根本上讲，那毕竟是在受骗执行战争决策者的命令； 一当他们放下武器，他们就向和平居民的身分靠拢了一步，对他们的生活以至生命，我们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只要他们认识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从此不再参加侵略，那就是我们的一份劳绩； 等到将来战争结束，能把这些青年一个个完好无损地送回到他们的父母妻儿身边，他们的人民也会感念我们，这不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功德吗？ 何必非要去改造人家的世界观？ 改造世界观就那么容易？ 美俘们往穆斯林战俘的饭锅里塞了一块猪肉，尚且要打得头破血流； 同样，你要祖祖辈辈都信上帝的美国人怀疑上帝，背弃上帝，做得到吗……
法国《人道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战俘营采访，他通英语和汉语，同许多美英战俘直接交谈后，坦诚地多次找张芝荪团长提出建议： 对美英战俘，不适宜上大课，不适宜采用灌输式的政治教育； 应当诱导，唯有诱导，才可能让他们口服心服。贝却敌对朝中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一直抱有鲜明的同情与支持态度，张芝荪毫不怀疑他的善良动机，也相信他的建议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要改变一种正在运行的政策并不容易，它具有惯性。
第59节
一系列疑问在领导人的脑子里盘旋，私下里也悄悄地探讨； 但在执行中却又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唯恐自己在新的革命斗争形势下迷失方向，犯右倾错误。“右倾”二字，对于参加革命越是长久的老同志来说，越是带有警戒作用。右倾错误永远犯不得！ “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便是立场问题。立场出问题，意味着退让妥协，革命意志不坚定、对党不忠诚，这就有违于自己投身革命的初衷了……
收容教育西方国家的战俘，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凡是涉及到政策性的任何问题，俘管处的各级领导人都抱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在一时无法作出决断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便是将有关情况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上级报告。
昌城俘管团的报告，以最快速度送到了碧潼俘管处。随后，其他几个外俘团也向俘管处呈送了报告。从报告中不难看出，不同单位所发生的问题都非常近似，可见，这是一种全面的政策性偏差。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徐元甫、席一、郭铁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了这些问题，将情况汇总后，又迅速向志愿军总部作了报告。
志愿军总部领导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第60节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亲自过问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俘虏管理工作。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个方针性的转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不久后，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专程奔赴朝鲜，到昌城、碧潼调查战俘工作，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外俘的政治工作应确立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不要上大课，着重办好图书馆、俱乐部、管好生活。 接着，总政又发出一个文件，提出了“思想胜利，组织胜利”的新方针。这一方针的实际含义主要是： 稳定思想，防止逃亡。战俘们随着收容时间的延长，他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因此，必须停止旨在改变其世界观的灌输式政治教育，改变呆板的管理方法，积极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多添书报，让他们通过阅读书报陶冶性情，实行自我教育，要办好伙食，让他们改善营养，增强体质； 同时提倡俘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要与战俘交朋友，使战俘们消除疑虑，生活得愉快。
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全面实施，原先俘管处与俘管团两级机关的两大职能部门，从性质到名称都作了更动。原来的审处科、审处股，改称为登记科、登记股，工作任务由对战俘的审查处理转变为对战俘各项情况的登记留档，为将来战俘的核查遣返作准备； 原来的教育科、教育股则改为文娱科、文娱股，主要抓文化娱乐工作。
将阶级教育的主题改为争取和平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