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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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基本宗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针对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由此涉及了宋诗的具有普遍性的弊病，认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对苏轼、黄庭坚都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在揭示宋诗的主要弊病方面，严羽的批评是很有力的。
同时，他借用禅宗的思想方法和语言，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作诗之道，在于“妙悟”——即超乎理性认识、逻辑分析的直觉体验，并以盛唐诗为最高标准，要求达到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不能从具体文字去追寻而必须从整体上去体味、富于言外之韵的浑然高妙的境界。过去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玄虚之论，其实结合严羽重“吟咏性情”的论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他也很简明地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可见“妙悟”并不与真实的生活体验相脱离。
严羽的诗歌理论与当时诗歌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对江西诗派过多地讲究“出处”、“来历”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一般江湖诗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而以“四灵”为代表，通过标榜晚唐诗，已经带有对宋诗的知性倾向加以反拨的意味。但严羽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在于：第一，严羽的诗论虽然带有札记、语录式的特点，论说并不周详（这可能与他受禅宗影响有关），但他还是能够从一定理论高度上对诗歌的某些关键问题作总体把握，这是当时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第二，对于诗歌取法的对象，“四灵”是专注姚、贾，刘克庄以后的诗人虽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局限在中晚唐，或至多加上个别盛唐诗人。而严羽虽然最推崇盛唐，同时却主张“从上做下”，要求对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诗，乃至被他批评的苏轼、黄庭坚，都要加以关注，不可偏废。这样的眼光当然更全面公允。第三，从学习古人的方法来说，江湖诗人大多数是停留在学习个别、具体诗人的诗风以及写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迹仍然很深，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严羽则要求在熟读细参、多方吸取的基础上从“悟”而入，虽然他对个人独创的强调不够，仍没有跳出古人窠臼，但毕竟以“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这样的见解提出了融汇贯通、以我为主的学习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说，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构思、欣赏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觉体验与感悟等问题。虽然他未能深入分析这种心理活动的真正内涵与科学道理，但毕竟比较敏锐地从禅悟上体会到诗歌的构思与欣赏都与逻辑思维不同，既不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诗歌的语言，在根本上不是说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沧浪诗话》是一部对后世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元明诗人推崇盛唐诗的立场及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之提出，均与此书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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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天祥及宋元之际的诗人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最终摧毁了南宋政权。
这一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民族之忧、身世之悲以及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在他们诗中交织成一片悲怆的歌吟。其中文天祥、汪元量的诗尤为突出。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别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蒙古大军进逼临安时，他出使谈判，被无理扣押。后脱险南逃，组织义军力图恢复失地，再度因兵败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尽管忽必烈一再威胁利诱，他始终不屈，最后被杀。有《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前期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江西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唱和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但当他投身于抗元斗争，并历经沧桑之后，诗风大有变化，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语言也沉着凝炼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是为了“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的态度，与江西诗派主要从语言技巧上效仿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由此更能够接近杜诗苍劲悲凉、沉郁顿挫的风格。但由于处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诗写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层绝望的悲愤。
在文天祥后期的诗篇中，反复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的忧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南安军》），“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苍然亭》），“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登楼》）等等。同时，文天祥曾在两次被迫北行途中亲眼目睹战火之后留下的种种惨象，他为此写下了不少纪实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锋镝中”（《淮安军》），“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发淮安》），“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越王台》），这些诗有力地控诉了蒙古军队的暴行，凝聚着民众的苦难和诗人的血泪。
文天祥在从事复国事业的过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无可逆转这一严酷事实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元朝，而认为这在道义上也是各有所取①。但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宁死不肯屈降。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一种高贵气质的表现。在文天祥的诗中，反复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气节，如著名的《正气歌》，以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事迹赞誉这种“正气”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气”抵御狱中种种邪气的侵袭，保持人格的完整。而《过零丁洋》和《金陵驿》二诗，更以它结合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艺术给人以至深的感动：
①如他赠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闻季万至》诗，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们兄弟的不同选择，又其《狱中家书》也说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
这两首诗中，交织着悲怆、哀婉、激奋、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情，它以诗中所表现的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和诗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优秀篇章。
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灭宋后，跟随被掳的三宫去北方，后来当了道士，自号水云，又南归钱塘，不知所终。汪元量的特殊经历，使他对由于国家的覆亡所带来的耻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诗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绝联章的形式，每一首写一事，组合成相互衔接的流动画面，分别纪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躏江南的惨状，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有“宋亡之诗史”之称。
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却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悲恸。如《醉歌》中“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一首，据实直书谢太后屈辱地签署降书一事，既包含愤慨，也包含着悲悯；《湖州歌》中“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一首，写年仅六岁、却是国家的象征的帝昺作为俘虏离开内宫时的情形，字面极其平淡，而内心的伤痛却无比沉重；《湖州歌》中另一首，“太湖风卷浪头高，锦舵摇摇坐不牢。靠着篷窗垂两目，船头船尾烂弓刀”，写被掳的宫女面对元兵的亮闪闪的弓刀吓得不敢睁开眼睛，也是表面上着力不多，实际凝聚了作者内心深处的血泪。在汪元量的其他诗作中，则有不少的以登临眺远、怀古伤今的方式抒写心中的悲愤，如七律《石头城》、《金陵》等，其中《彭州》一诗是他北上途中路经彭州（今江苏徐州）时所写：
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渡江九庙归尘土，出塞三宫坐雪霜。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此行历尽艰难处，明月繁华是锦乡。
已经成为“遗儒”的文人们持酒相对于沦陷之地，感怀历史的兴亡，悲叹眼前的渺茫路程，诗中那种沧桑感和亡国之痛，没有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人是难以感受到的。
在宋元之际，有一大批遗民诗人在写兴亡的感叹，如谢枋得、谢翱、郑思肖、林景熙、萧立之、文及翁等。他们或是写沉痛的故国之思，如谢翱《秋夜词》：“愁生山外山，恨杀树边树。隔断秋月明，不使共一处。”或是写悲愤的民族之情，如林景熙《读文山集》：“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或是抒发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如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或是表现失却故国的怅恨情思，如萧立之《茶陵道中》：“山深迷落日，一径窅无涯。老屋茅生菌，饥年竹有花。西来无道路，南去亦尘沙。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这些诗篇或悲愤或愁苦，都充满了沉郁苍凉的气氛，从而改变了南宋后期诗歌纤弱秀婉的风气。因为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在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
他们为宋代文学写下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后一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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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辽金文学的发展
宋王朝建立时，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已有契丹族创建的辽王朝存在。后来由女真族创建的金王朝与宋结盟灭辽，不久又挥师南下，占领了宋的许多土地，迫使宋室南迁而成为南宋。在辽、金统治区，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占有最优越的地位，从而辽、金文化也就跟宋文化具有不小的差别。在这期间，尽管当地契丹、女真、汉族的文化都经历了彼此融合的过程，但其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并不是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大抵说来，契丹、女真族早先没有受过汉族的那种文化熏陶，对礼教的重视不如汉族，率真、任情的倾向则相对强烈。在当地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契丹、女真族固然大量吸收汉族文化，而其率真任情的特点也影响了汉族。这在辽、金文学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尽管由于起步较迟、在文化方面的积储不足等原因，辽文学的总体成就不如宋文学；
但发展至金文学时，成就已很可观，元文学的繁荣与这种传统是分不开的。元好问的诗词、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是金文学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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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的文学
辽王朝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创建的，本名契丹国，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为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为金所灭。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统治中国北部地区，以今天的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为界，与北宋对峙。
契丹族自北魏以来，就在今天的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唐代在该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
阿保机本为契丹族迭刺部首领，于十世纪初统一契丹八部，并控制了邻近的女真、金韦等族，终至开国称帝。他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契丹习俗，建筑城郭，发展农业与商业，创制契丹文字，因而契丹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就促使契丹族与汉族较快地融合。因为当时汉族的经济、文化都较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发达，契丹族吸收汉族的长处以壮大自己乃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汉族人也受到了契丹族的影响。这种趋势在他的后继者秉政时仍继续保持下去。加以辽在五代时疆域迅速扩大，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人数也迅速扩展，契丹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广泛、深入。在契丹族中有不少人能以汉文从事写作。本书所说的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