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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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与苏轼彼此推重，相知甚深，但在文学观方面，他却不赞同苏轼那种相对纵恣的表现，而常常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他曾自述文学创作的历程并教导外甥洪驹父：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答洪驹父书》）
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他又专门谈到：“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他还批评因诗中“发为讪谤侵陵”，而导致“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人，认为这是“失诗之旨”的。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些迂腐陈旧的谈论，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心苦楚。北宋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早在熙宁年间，苏轼就因有在诗文中讥讽朝廷的嫌疑被捕受审，险些丧命，而黄庭坚也牵连在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有名的文字狱。到了绍圣年间，黄庭坚在新旧党之争中再度以所谓修《神宗实录》多诬的罪名被贬，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谨慎小心。前列《答洪驹父书》专门提出以“绍圣”为界，就是关连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黄庭坚晚年还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记》被人告发涉嫌诽谤，而流放宜州。所以说，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黄庭坚来说，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这种态度使得黄庭坚诗较少涉及社会政治问题，也较少就个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发出直接的抗争，在抒发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来写，而不涉及对立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的愤慨不平被完全消解了，它还是以各种间接的、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黄庭坚的《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有“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二句，他自己的诗歌，也往往透过那种奇峭的风格，来表现情绪的跃动。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谓黄诗“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诗歌语言形式与抒情需要的关系。
当然，黄庭坚的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人抒情的需要，也有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作出新的创造的考虑。宋诗到黄庭坚时，已有许多新的发展。但在前辈和同代的著名诗人中，像梅尧臣、欧阳修的或是平淡流贯或是极端散文化的风格，实际上黄庭坚是不喜欢的；苏轼的诗以才气为胜、不主一格，又非一般人所能模仿。而且以前各家，没有人在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技巧方面提出一套可供效行的方法。黄庭坚一直苦心研诗，对杜甫尤为推崇。通过汲取杜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长处，并在自己的立场上总结前人的得失，逐渐形成了他的诗歌风格。而且，他还提出了一整套的“诗法”，使得许多诗人翕然相从。
首先，黄庭坚主张以丰富的书本知识作为写诗的基础，他认为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又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并认为王观复的诗“未能从容”的主要原因是“读书未破万卷”（《跋书柳子厚诗》）。多读书的目的，是积累古人的“佳句善字”，以备检用。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论。
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意：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对于上述理论的理解，必须和黄庭坚所强调的在语言上去陈反俗的理论结合起来看。就是说，他虽然重视运用书本材料，却强烈反对袭用前人的陈辞滥调。所以，过去诗歌中习见的语汇、意象，在黄庭坚诗里反而是少见的。他用典，喜欢从一些冷僻的书籍中引用；如果是人们熟悉的，他则尽量用得出人意料。譬如《弈棋呈任公渐》中“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二句，前句是用《南史》所载湘东王萧绎盲一目而对此尤为忌讳的故事，说棋盘上有一块棋仅一眼，死而心甘；后句转折，用《史记》中刘邦、项羽以鸿沟为界相持不下的故事，说虽死了一块棋，大局尚未定胜负，犹可支撑争战，都用得很新颖妥切。再有《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二句，把出于李延年《李夫人歌》的“倾国倾城”这样无人不晓的成语，用得极有新鲜感。
黄庭坚的上述主张和实践，进一步推进了宋诗偏重知性、“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它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如多用典故和古语，多用奇字，容易使诗意晦涩；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弄得不好，也很可能对前人的模拟乃至剽窃。但它也有一些长处，不仅运用典故、古语可以扩大语言的涵量，而且，包括典故、古语和一般辞汇在内的力避陈俗、翻奇出新的运用方法，也造成了阅读上的新奇感和兴奋感。总之，要看如何恰当地处理。
以上所涉及的，主要是语汇或语言材料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黄庭坚对诗的句法和结构，也有很深的讲究。在句法方面，黄庭坚喜欢多用拗句，这是从杜甫那里学来的，但杜甫还只是偶一为之，黄庭坚则用得很普遍，形成他的特色。
所谓“拗句”，主要在格律诗体中把一句或一联的平仄加以改变，与此同时，也把诗句的语序组织加以改变，使音节和文气不顺畅，这样就有意造成一种不平衡不和谐的效果，犹如书法中生硬屈折的线条，给人的奇峭倔强的感觉。如“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自”字应平而仄，“多”字应仄而平；“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皆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百”字应平而仄，“皆”字应仄而平，这一类句式在黄诗中经常出现。
《苕溪渔隐丛话》引《禁脔》云：“鲁直换字对句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还有像“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平仄虽然合规矩，但“一——三——三”的音步节奏也是很奇兀的。而在全诗的结构上，黄庭坚也多有奇变，有时跳跃，有时反折，很少一路连绵衔接而成的。以往宋诗多有平易流畅、意脉连贯的特点，而黄庭坚有意走一条与之相背的道路。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黄庭坚的诗以讲究法度、刻意求深求异的写作方法，和生新瘦硬的风格为主要特点，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下面是他的《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一二句表面看来很平常，实际暗用了《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的典故，和衡山回雁峰雁不南飞的故事。三、四句不仅和一、二句之间有跳脱，而且二句之间也有跳脱，只是意义并不含糊。这二句完全用习见的辞汇构成，但组成对句以后却很新鲜；句中不用动词系连，纯粹以名词性意象对映，在一寒一暖的景象中写出往年相聚的快乐和别后的孤单。五、六句再转写黄几复的处境，先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家徒四壁立”的典故写他的贫寒，再反用《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的成语，感叹他久沉下僚。这两句的声律都是“拗”的，尤其前句二平五仄，给人以逼促之感。最后再借想象描绘一幅凄凉图景，并暗用了李贺《南园》“文章何处哭秋风”的诗意，表现自己的不平。
黄庭坚诗的一些基本特点，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来。
黄庭坚诗的主要弊病，就是常常有语言过分艰奥、句法和章法过分生硬的情况，这不仅在理解上造成困难，而且在审美感受上也带来一种压抑和扭曲的感觉。所以苏轼一面称赞他的诗“格韵高绝”，一面又说这种诗读多了会令人“发风动气”（《东坡题跋》）。这虽带着玩笑的意味，却是说得很准确的。因为在黄庭坚的许多诗中，情绪的流动受到过多的阻遏。不过，他也有些诗是写得比较明白流畅的，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诗中表现了他的倔强性格，还有他的苦涩和沉痛，既保持着劲峭的风格，却并不晦涩。又如《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之一：
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
借了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禅旨的禅偈（《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写下自己对人生的感受。诗在浅易的辞句中包蕴着理趣，这显然是受了禅宗的影响。
从黄庭坚诗歌的总体情况来看，早期之作虽然在抒写人生感愤方面比较抑制，但那种特殊的声调、句法，还是能让人感受到被强行抑制的情绪在暗中起伏涌动，诗的形式成了特殊的抒情手段。到了晚年，他的许多诗写得随意了些，更有“老熟”的感觉，但感情的强度却进一步削弱了。如《病起荆州亭即事》十首之一：
翰墨场上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近人积水无鸥鹭，惟见归牛浮鼻过。
善于用典和喜用僻典如故（末句系从唐代很不出名的陈咏的诗句化出），心情也似乎有些无奈，但意境呈现为潇然淡远，虽久历灾厄、犹在困境，却绝无激动的成分。这种诗有时受到很高的评价，但诗味终究觉得太淡薄。
当时有很多诗人追随黄庭坚或受到他的影响。其中一类是他的外甥，如洪朋、洪刍和徐俯，他们都亲受黄庭坚的指点；还有一类是黄庭坚的学生和朋友，如陈师道、韩驹、潘大临等；再有一类是受黄庭坚影响而同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如谢逸、谢遳、饶节等。大体上他们的诗歌风格及理论主张都与黄庭坚相似，一时在诗坛上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这些人物中，以陈师道最为著名。
陈师道（1053—1101）名无己，又字履常，号后山，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任徐州教授等职，因追随苏轼、黄庭坚而被罢免，贫病困顿而死。有《后山居士文集》。他对黄庭坚非常钦佩，自言“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
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答秦觏书》）。他也极力主张学习杜甫，但所关注的并不是杜甫的胸怀意气，而是杜诗的立格、命意、用字。他写诗非常刻苦，黄庭坚诗中曾称他为“闭门觅句陈无己”（《病起荆江亭即事》），宋人笔记中也记载他常把写成的诗贴在墙壁上反复吟哦窜改。因此，他的诗往往锤炼得很幽深，语意的减缩又太多，不容易读懂。下面这首《春怀示邻里》，已经是比较明白的：
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剩欲出门追语笑，却嫌归鬓着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
诗的五、六两句运用典故写实景，而暗寓深意，写得很曲折。
“风翻”句是用《吕氏春秋·异用》中商汤故事，讥刺当时法网苛严，尚可理解，“雷动”句典出陆佃《埤雅·释虫》，喻意却不易推究。不过，总的来说，诗意还算能明白，在严谨深刻的语言中，把贫寒窘迫的文人那种既羞涩尴尬又不甘寂寞的心理与情状写得十分细腻。
另外，韩驹也是上述一群诗人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曾受到苏轼的赏识，后来又结识了黄庭坚。韩驹的诗学见解与黄庭坚很相近，也讲究使事用典，并对写成的诗反复修改，只是他的技巧比其他人更圆熟些，用古人的故事，语言比较自然贴切，较少“生吞活剥”的痕迹。所以，他对吕本中把自己列入江西诗派很有些不满。对于韩驹诗琢磨精巧的特点，有人赞赏，也有人批评，像张邦基就说他的名句“倦鹊绕枝翻冻影，征鸿摩月堕孤音”（《和李上舍冬日书事》）失于“太工”（《墨庄漫录》）。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以为法嗣”，于是文坛上有了“江西诗派”这个名称（其实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江西人，称“江西诗派”主要是因黄庭坚的关系）。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代所没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因为他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所谓“一祖三宗”之说，即把杜甫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