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塔-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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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要钱如同要命哩。
早餐时，我蚊子似的“嗡嗡”低唤了声：“阿爸，给我一角钱买本子。”父亲虎视耽耽，狐疑而警觉地侧目厉声追问：“本子？才开学几天？本子就写完了？”我结结巴巴，声音更小了，“没。。。。。。没。。。。。。用完。是。。。。。。笔。。。。。。掉了。”父亲“啪”地放下碗筷，一手拽着我瘦弱的身躯，打狗似的把我扔在门外的青石板上，踢了两脚。我鬼哭狼嚎。父亲大骂：“你这个死崽！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母亲不知忙什么去了。幸好邻居丁西的母亲闻声赶来拉开父亲。好心劝道：“自各的骨肉，出手不要太重！”父亲嘟哝：“这号死崽，不知贵贱，把他二伯给我的水笔也丢了。”父亲进屋时又回头扔下一句：“不给我找来，就够你受的！”
母亲知道后，背着父亲给了我一角钱。我到大队部代销点买了支圆珠笔芯。二哥教我用废纸滚包起来，笔杆有筷子那么粗。这样拿起来硬实多了。
遵照父命，我又沿途仔细搜寻了两次。那红红的永久牌钢笔像那迷魂的吉普车一样杳如黄鹤。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突然发现丁小宁拿着一支一模一样的钢笔在写。金黄的笔帽，朱红的笔杆。这不是我的，是谁的？！我激动得心跳加快又不敢肯定。我旁敲侧击悄声对建国说：“我的钢笔找到了。”建国说：“在哪？”我低声说：“丁小宁那支就是我的。这个强盗！”丁建国马上推了小宁一下说：“晨船说你的钢笔是他的，说你偷了他的！”丁小宁理也没理我们。由此，我更加断定是他捡了或者偷了我的钢笔。心里恨恨的。
晚上，我睡觉了。又听到小宁的母亲大大咧咧地在跟父亲论理。小宁妈说：“启夙哥哎，你家晨船说这支笔是他的！你们认认看。。。。。。这明明是他爸从丘陵市买来的。小宁会偷吗？我管教很严格的。”大概父亲细心确认了，只听见父亲说：“不是，不是。这个死崽自己丢了找不到就乱说。你别在意，事情说明白了就没事了。”丁小宁的母亲风风火火地走出我家，我也几乎迷糊入梦。
这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未时，奶奶不幸与世长辞，享年81岁。
听父亲说，九月下旬奶奶就有些病了。他们忙于建房的准备工作，无暇顾及奶奶的病情。然而，慈善一生的奶奶万分体谅儿辈的辛苦劳累，所以，即使病情加重也没向父亲他们提起。
我家建房的日子定在九月二十八日。在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奶奶的病情急遽恶化。她喊大伯父和父亲到床前，临终嘱咐：“启夙崽儿，你的房子能不能推迟一点再动工？”父亲像当头挨了一棒子，他知道奶奶这是病危遗言。父亲想到奶奶与全家人风风雨雨几十年，吃过的苦头无法限量。而今，曙光微露，奶奶却要撒手人寰。父亲禁不住双泪夺眶，无限辛酸涌上心头。父亲咬紧牙关稍作镇定，握着奶奶的手强作宽慰：“妈，您会好起来的。建房的日子不能改了，砌工都要进门了。”父亲哽咽一阵，又说：“很快就会建成的，我要把您接到新屋里去住。”奶奶长长地嘘了口气，说：“唉，是倒也是。不行了，我老了以后，你要向美玉嫂借一下堂屋，把灵柩停一段时间。等你盖好新房再安葬我。”大慈大悲的奶奶弥留之际对儿辈仍是体贴入微。撕心裂肺之言使父亲和大伯父扑在床沿泣不成声。奶奶缓过一口气儿，又微张双眸，看到父亲他们嘤嘤啜泣。奶奶慢慢松开父亲的双手，舒缓地说：“崽儿，你是苦命人哩，建房事多。。。。。。今天，我还不会去的。你到屋图里去打点打点。”
建房的一切事宜迫在眉睫，父亲见奶奶平和了一些，便又去新屋地基中清理凌乱的石块和砖头。
扎裹脚布的小脚奶奶吃过封建社会的苦头，也尝过社会主义的甜头。人生的酸甜苦辣早已尝尽品够，她早已不在乎北京城里的二儿子，也不在乎平琼县城的满女儿，不管他们来不来为她送终，她都按照阎王爷的命令准时度过了奈何桥。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奶奶静静地长眠不醒升入天堂。父亲六神无主，悲痛，悲哀，悲愤。。。。。。
父亲说奶奶的灵柩在别人与伯父共有的堂屋里停放了二十多天，直到我家新居落成。十月十九日午时，奶奶安葬在三圣寺下面，爷爷的右侧。
父亲说奶奶出殡时，他曾经敬献挽联一副：
慈母懿德昭著，流芳千古；
哀子供养菲薄，遗恨万年。
印象之中，奶奶的葬礼比爷爷的隆重点。因为当时亲友赠送的青布挽联比爷爷上路时多一些。
县城的小姑妈一家人都来了。两位姑妈哭得掏心掏肺。幼稚无知的我依然没有领会生离死别的哀痛。只是觉得那黑色的棺木令人恐惧；五彩的花环十分冷艳；写满悼词的挽联布庄严肃穆。
奶奶的弃世我没有哭泣。期末考试的难题倒把我弄哭了。同学们都已经早早的交了卷，我却还有几道题目无从下手。丁西、建国等伙伴围着我说这怎么做那怎么做。我急得鼻尖，手心，浑身都在冒汗。老师收卷时，我忍不住簌簌地流下了羞耻的泪水。后来，全家人都知道我考试考出了眼泪。
这年底，我们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新居。作别了相守10年之久的猪栏和公共厕所。后来，我才明白我是在别人的猪栏里出生的。童年的家园竟然是别人的猪圈改造的！过去的地主家庭竟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连贫雇农根子都不如的猪狗！
作别了猪圈家园，也作别了我的伙伴丁西和三军。可以说从此以后我们就行同陌路。人的感情确是不可思议，不敢缅怀。“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凉”古人之言不可不信。当然，也不可全信。
第六章 1981年
１９８１年上期，雷亮老师率领三四年级的学生把课桌搬到离村里把路远的文风完小。我们的复式班变成了单式班。这所四合院式的完小共有四个班级。其中三年级两个，四、五年级各一个。
这一年所学的知识应该是头脑一片空白。语文数学没有一门超过６０分。几十年后，我已经想不起数学老师是谁。记忆的沙滩上只残留着两件空贝壳一样平凡的小事。谁没经历过，又还有谁经历过呢？
那是个倒霉的下雨天，我背着书包兴冲冲地跑向我的教室。周小凤的七妹周七凤正跟一女生追打。那女生窜出室外，周七凤嘻嘻哈哈朝她逃逸的门外扔出一团蛋黄大的泥球。泥球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正好打中我的左眼。我一手抹开眼眶的泥团，一手捂着剧痛的眼睛，放声大哭。有人报告了正在屋内办公的雷亮老师。他闻讯而出，立即让我仰躺在一条长凳上，神速地打来一盆温热的清水。他用洁白的毛巾为我清洗眼中的泥沙，用慈爱温和的语言宽慰我，说：“把眼睛睁开，眼睛是不怕水呛的。”我感到雷老师温暖的双手像爷爷的抚摩，他耐心而细致地洗涤了很久，不时地追问：“还疼吗？能睁开了吗？”我摇了摇头又说：“好些了。”雷老师扶我起来，说：“赶快回家去，要你阿爸用些眼药。”
母亲急急忙忙地舔舐我眼里的泥沙，又匆匆去田间地头找来几味草药。她把药草洗净，放入口中咀嚼成药泥。我肯定那草药是苦涩难闻的。但母亲的脸上流露的是焦急疼爱的神情。她小心地把嚼烂的药泥放进洁净的茶杯里。母亲漱完口，又轻轻地掰开我受伤的左眼，再次伸出舌头为我舔舐滞涩在眼中的泥沙。母亲的舌头是温润柔软的。她舔得特别认真，赛过老牛舔犊。我疼痛的左眼经过母亲的舔舐马上舒服了许多。母亲舔了很久，直到我说不痛了，她才让我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给我敷上草药扎好绷带。接连几天，母亲都悉心为我洗眼，舐眼，嚼药，敷药。
这些日子，我灰心丧气的来到学堂，极怕别人嘲笑我“独眼龙”。然而，当时的同学个个孤陋寡闻，脑海里根本没有这个词汇。或者，是当时的我们个个心地善良，纯洁无私的同学们对不幸的人儿怀有更多的同情。
有个天气晴朗，百花争妍的日子，我的左眼终于不再疼痛，完全恢复了正常。我心情舒畅，仿佛一只快乐的小鸟叫着笑着歌唱着春意盎然的大自然。雷亮老师领着我们来到学校东面红清桥上游的荒地上开辟鸿蒙，希望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劳动开始，几十位小学生分组翻挖几块簸箕斗笠大小的土地，相安无事。后来几十个同学拥挤在一块小荒地开垦时，倒霉的事又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天生热爱劳动，积极向上，奋勇挥锄，一马当先。丁小宁也是那种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勇往直前，继往开来的红孩子。他紧随我后，努力拼搏，一锄下地歪打正着，左边的三锄指正好扎进我右边的脚后跟。我“哎哟”一声，小宁扔掉锄头，忙不迭地亲切慰问：“疼吗？痛吗？”我的脚后跟血流如注。我苦笑着说：“木了，不疼。”有同学大嚷：“老师！丁小宁挖到丁晨船的脚了！”雷亮老师扔下锄头急忙跑来探询伤势。他焦急地询问围观的学生：“有衣兜屎吗？有衣兜屎的赶快拿出来！”同学们纷纷翻出衣服和裤子的口袋，雷亮老师一一收集，凑成一团拇指大的棉绒细碎。拉我到江边洗涤血淋淋的脚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衣兜屎敷在冒血的伤口上。流血有所收敛，但仍在不断地从衣兜屎周围渗出鲜红的血液。雷老师要我立刻回家。他当即用我的流血事件作为安全事故的生动教材。他心情沉重而严肃地说：“同学们呐！挖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前后左右保持距离，前面坚决不允许有人！全体同学都一字排开。安全第一，劳动第二！”我一瘸一拐地远离劳动基地，风中隐约传来雷老师意味深长的《一粒黄豆打死人》的故事。
诚然，我的脚伤还是母亲的几口草药敷好的。期间，我像受伤的鸟儿扑棱着翅膀企图飞得更高更远。因为我前面有学习的好榜样，后面有父亲威严的敦促。
最近的榜样是我二姐。她学习认真刻苦，考出了前几名的优良成绩。六一儿童节那天，她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胸前飘舞的红领巾让我钦羡不已。离我远点的榜样是外班的丁明敏。课余时间，他不是在路边看连环画，就是在看《小蜜蜂》杂志。当时的《小蜜蜂》之中画了“美女蛇”江青。我从中明白了毛主席的三太太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丁明敏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时时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我有上进的心情，也有求知的欲望。可是我的基础很不扎实。父亲要我打算盘打“三十六宫”，也就是从一加到三十六。我打不出。我连珠算口诀都没有背诵下来，怎么会打算盘呢？父亲骂我连还没开蒙的建行都不如。建行是建国的弟弟，是我后来的数学老师的儿子。建行的父亲在村里吹嘘建行是数学天才，将来可望成为华罗庚式的数学家。才六岁的建行经过他的点拨已能用算盘打百位的加减乘除。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村中妇孺皆知。我自愧弗如暗中钦佩。建行真可谓我求学路上的又一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算不上真理，但有很高的含金量。
一天，二哥晨明在家寻找什么东西，从床底下找出我精心打造的一辆“红泥牌吉普车”，外加一薄膜袋子“红泥牌轮胎”。他板着脸孔扔到我面前，忿忿骂道：“你还没死！这么大了还玩泥巴！”我低头脸红不敢吱声。大人总以为小孩脸皮厚，没自尊。大人们什么话都敢说敢骂。只要不合意不顺眼，他们就脱口而出口诛笔伐。我的自尊受到严重摧残，但屈辱感的升涨是短暂的。没半天工夫，兄长、师长、父辈的谆谆教诲就忘得一干二净。贪玩的天然劣根永远也拔不完铲不尽，比“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还愚顽不化。
这年暑假，二伯父从北京乘飞机到广州开会。返回首都时他改坐火车，途中下车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神秘伟大的二伯父。早些年月，我跟邻居家的孩子吵架，只要我说要告诉二伯父，要他开坦克和大炮来，别人就哑口无言了。
听父亲说，二伯父是国民党时期的大学生。在我们这方圆几十里都有他在京都做高官的威名。自从二伯父考上大学，目不识丁的爷爷的绰号“衡州牯”也换成了“燕先生”！古人说“母凭子贵”，其实，父也凭子贵。当然，这个儿子必须是有出息的儿子。
民间流传着许多二伯父的小故事。比如：他还是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爷爷要他去守护油茶山，他看见别人偷咱家的油茶子，也视而不见。说二伯父有先见之明，早就知道要共产，地主终归要打倒。后来，我在县志上也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