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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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916”出动两万人，围着中南海示威游行，要求揪出王秉璋。
直到周总理派秘书出来对他们说，王秉璋因为肝病厉害，“是林副统帅叫他养病休息的。”
“916”才撤围中南海。
尽管周总理的秘书作了说明，但“916”仍认为是聂荣臻把王秉璋藏了起来。
所以从5月下旬起，他们一面派人冲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宿舍营区，指责科委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与工作人员辩论，要大家起来造聂荣臻的反；一面也学“北航红旗”的样，派人在国防部大院门口安营扎寨，装上高音喇叭，不断呼口号，“火烧聂荣臻”、“炮轰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
同时又出动大批人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大字报，重复前面说的内容。
其中最大的标语，要数刷在北京东郊热电厂烟囱上的那一幅。
“万炮齐轰聂荣臻”，每个字足有几米高。
署名“916”的“1”字，更是画成一支火箭，高达十多米，直指蓝天，十分醒目。
当时是轰动京城的一条最大的标语。
这显然与周总理希望通过军管，尽快使国防科研战线的正常工作秩序得以恢复的意图不符。
于是，6月3日晚，周总理约聂荣臻一起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军管会的代表。
在会上，周总理对“916”群众组织的代表说，“你们在国防部门口搞大喇叭，万炮齐轰聂荣臻，这是错误的。
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
聂荣臻在会上说：“你们轰了我十几天，我有错误，你们帮助我，我是欢迎的，但是采取无中生有的做法，作为一个群众组织来说，这是不好的。
你们说我是王秉璋的后台，我这个人从来不做后台，而是做前台的……我不会因为你们轰了我，就记你们的仇。”
这次接见以后，“916”在对待聂荣臻的问题上沉静了一段时间。
1967年8月31日晚至9月1日，“915”、“916”在八宝山地区发生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武斗。
当时双方出动的总人数达12万多人。
聂荣臻得知后，一面命北京卫戍区紧急出动一个营的兵力，把武斗双方隔开；一面立即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要卫戍区领导传达他的命令：“我命令你们立即停止武斗，立即从现场撤退，违反者，按法律惩处。”
9月2日早晨，武斗被制止。
随着七机部两派武斗的升级，对科学家的迫害也在升级。
聂荣臻闻讯深为不安。
他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科学家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突破‘两弹’主要得依靠他们。
你到七机部找个安全的地方，派一个连的兵力，把七机部的科学家保护起来，不准任何人去批斗他们。”
傅崇碧立即照办。
以后有的人知道了科学家的下落，酝酿要去揪人。
聂荣臻要傅崇碧增加兵力。
于是守卫那座小楼的部队增加到一个营。
江青知道后当面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傅崇碧怕连累了聂荣臻，就向周总理直接汇报。
周总理表示：“聂老总的做法对！”后来聂荣臻被迫去向“916”的头头们作检讨，承认在“916”的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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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1）
位于青海省西宁地区的二机部二二一厂，是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基地。
1967年2月，西宁发生了一次死伤一百多人的大规模武斗。
二二一厂的群众组织被牵连进去。
聂荣臻在处理二二一厂事件的过程中，被诬陷为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被迫违心地收回自己对二二一厂各派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这在聂荣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聂荣臻作为“两弹”事业的组织领导人，当然对二二一厂极为关心。
1966年9月14日午夜，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李秘书打来的电话：二二一厂少数派“草原红卫兵”群众组织，对周总理处理该厂运动方面的指示不满，要求来北京，劝说无效，19名代表已经在今天由西宁乘火车来北京。
由于“草原红卫兵”来京，多数派的“红原红卫兵”群众组织也要求来北京。
西宁地区当前正流行鼠疫。
这19个人是突然来京的，没有做检疫处理。
对多数派代表，拟做检疫处理后再准许他们来京。
以上情况已经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都作了报告。
第二天，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说，既然已经报告周总理，就等待指示，但要告诉刘部长，二机部西北地区的几个工厂不能乱，一乱后果就不堪设想。
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这19人来京以后，被周总理批评了一顿，只得悻悻回去了。
“一月夺权”邪风刮来，二二一厂两派为夺权问题，关系再度紧张。
曾经发生过零星的小规模武斗。
2月23日下午5时许，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总参作战部的电话：今天上午8时17分至11时42分，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出现了重大伤亡。
据青海省军区报告，2月14日部队奉命接管西宁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占据的《青海日报》社，去了一个连，被赶了出来。
今天又去4至5个连，包围了报社，开展政治攻势。
部队遭到武力攻击，我们被迫进行还击，出现了人员伤亡，晚上，总参作战部再次报告了有关情况。
当晚9时30分，聂荣臻约刘西尧来，一起去向周恩来汇报西宁大规模武斗可能危及二二一厂，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周总理正忙，叫推迟时间再去，聂荣臻因为身体不好，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应该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防止西宁的武斗蔓延到该厂。
二、立即通知技术专家撤退到西宁某军事基地加以保护。
三、二二一厂各战斗组织、驻厂警卫团、某高炮师、某军事基地各派两名代表，来京汇报工厂运动情况和商谈军管问题。
四、二二一厂警卫团要保证酝酿中的厂区游行示威不出任何问题。
刘西尧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24日凌晨1时，周恩来找刘西尧去汇报西宁事件及二二一厂的问题。
周恩来听汇报后指示：一、要把有关的情况弄确切。
二、同意军事接管二二一厂，请聂荣臻起草文稿报批。
军管前先找各方代表谈一谈，听听他们的意见。
三、二机部党委要开次会，对有关的情况和问题，上报党委的看法。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命青海某军事基地司令贾乾瑞负责，就地把情况弄准确；同时要二机部按原定计划通知各方代表来京开会；正在二二一厂召开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为了专家安全，移到北京来开。
随后，他即起草了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的报告，报林彪、周恩来，获得批准。
技术工作座谈会移北京开的通知下达后，2月27日，国防科委报告，二二一厂“草红总”提出要派一名监督员，来京监督会议的进程，是否可以？聂荣臻当即答复：不能同意群众组织监督业务工作会议，不能开这个先例。
各方代表很快来到北京。
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2）
聂荣臻于2月27日、28日用两个整天听取代表们汇报情况。
他牢记着周恩来要把情况弄确切的指示，在会上只听不说，让大家把话说完。
然后他把情况扼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3月2日，聂荣臻出席了二机部技术工作座谈会，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
除了核武器的发展方向等业务方面的问题作了指示而外，他说：“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怕，不要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则要犯错误……核武器研制试验和有关的业务会议，不能让造反派主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该保的密一定要保。”
再次回答了“草红总”要求监督业务会议的问题。
3月4日上午，聂荣臻陪同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了二二一厂两派群众组织、部队的代表和有关的领导。
周恩来要聂荣臻先讲话。
于是，聂荣臻讲了5条意见：一、二二一厂是个十分重要的工厂。
我们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都取得成功，你们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上半年，工厂任务仍十分繁重，希望同志们一定要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的生产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二、“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定要按中央、国务院、军委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办。
违背了斗争大方向，就会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三、“草红总”的大方向是有错误的。
你们卷入了“八一八”这个造反派组织的打砸抢行动。
公开宣称与这个造反组织胜利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
你们把矛头指向驻厂部队，指向人民解放军。
你们把矛头指向厂内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指向厂内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高压政策。
这些都不只是一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原则问题。
四、由于“草红总”所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使工厂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
“为了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能正常进行生产和科研工作，我已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
五、希望大家回去后，向广大群众做好思想工作。
“草红总”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就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一棍子打死。
周恩来在会上也讲了话，支持聂荣臻的意见。
3月5日，聂荣臻签发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决定”宣布：一、“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科研以及行政等工作，均在军事管制下进行。”
二、厂内不准夺权，“草红总”已夺的权，应该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把权交回。
三、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厂内外一切组织和个人，不准互相串联。
四、“文化大革命”只能在8小时生产和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
五、以上，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此后，二二一厂各方面的形势一度好转，但好景不长。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青海省委书记王昭与事件直接有关。”
“夺权以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
“决定”宣布为“八一八”平反，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
3月25日晚上，林彪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青海省西宁事件是“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典型”，“是法西斯暴行。”
以后形势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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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3）
“草红总”立即又是写信，又是电话、电报，###，要求聂荣臻收回3月4日的讲话。
聂荣臻于3月31日、4月7日，曾两次答复“草红总”：中央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所以讲话中关于“草红总”与“八一八”关系部分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希望他们通过整风予以解决。
“草红总”哪肯罢休，终于在5月15日作出了“关于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接见我厂来京代表时的发言纪要的决议”。
“决议”里说：聂荣臻的讲话，“是在赵永夫谎报军情，贾乾瑞谎报厂情，欺骗中央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而且在我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大会一致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的发言纪要。”
他们的来京代表，四处活动，要求聂荣臻收回讲话，还说聂荣臻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
4月11日至28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主持，以西宁事件为重点，着重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
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
后聂荣臻又被迫于5月22日致电二二一厂军管组转全厂同志，电报说：“最近接到二二一厂的信电和来访，提到3月4日我的发言纪要。
这个发言是错误的，对‘草红总’夺权后产生的缺点错误，除西宁事件中央已有决定外，有些批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