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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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5）
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在瞬间获得如此高的能量。
中国的科学家在研制氢弹过程中，除了理论原理以外，没有任何实际资料可资借鉴，但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
1966年12月11日，在聂荣臻参加的专委会上，批准了新的原理方案。
他再次要求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在去核武器试验基地途中，他于12月26日到达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他马不停蹄，第二天乘飞机抵达马兰核试验基地。
12月28日，在核试验基地主持了第5次核试验，也就是氢弹原理试验。
这一天的中午12时，氢弹装置按计划爆炸，试验获得成功，实现了预定计划，核爆炸威力达122万吨梯恩梯当量。
下午，他乘飞机在爆心1200米上空绕行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效应物受破坏的景况。
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在基地接连两天召集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科学家座谈。
这些科学家都是中国的民族精英。
聂荣臻热爱他们尊敬他们，他犹如最虔诚的学生，请科学家们发表对这次氢弹原理试验的看法和明年氢弹试验安排的意见。
与会科学家一致认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成功的，这条路子走对了，用“板机”引爆“被板机”的氢弹设计原理是正确的，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
下一步采用这个原理和已有的核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以后，聂荣臻信心倍增，在会上说：“我同意诸位意见，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
下一步争取在明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达100万到200万吨当量的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
在空爆的氢弹试验成功后，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核弹头。
这些设想待我报告中央，做最后决定。”
回到北京，聂荣臻向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中央专委批准了他的建议。
后来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年5月，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5月9日，聂荣臻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第18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6月12日，他再次出席专委会议。
会议在听取情况汇报以后，批准了这次试验。
在会上，周恩来注视着聂荣臻说，聂老总，是否还是请你到现场去主持这次关系重大的氢弹试验。
聂荣臻高兴地回答：义不容辞。
6月14日上午9时，聂荣臻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专程到机场送行。
下午1时50分，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聂荣臻第三次抵达核试验基地。
这次他还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
一到基地，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询问空爆氢弹降落伞的情况。
答复是已经没有问题。
但他牢记着周恩来的话：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
当即要张蕴钰陪同，到礼堂看了6月3日配重弹空投试验时破裂的主伞情况，询问技术人员，对备份伞的质量有无把握，在得到确切的满意答复后才放心。
晚上，他不顾5个小时飞机上的颠簸劳累，听取张震寰、郑汉涛、张蕴钰、李觉、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
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6）
当听说，检查中技术上出现了两个小问题，就一再询问，并说：“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
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
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6月15日上午，聂荣臻再次听取郑汉涛汇报有关降落伞的详细情况。
下午，听取郑汉涛汇报氢弹检查的详细情况。
晚上，听取张蕴钰汇报基地各项准备工作的详细情况。
又渡过了紧张的一天。
16日下午，他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甲飞机，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并勉励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的答复是坚定的：“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使劲摇着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说：“好，好，我相信你们。”
当天晚上，他乘飞机到达现场指挥部，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研究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6月17日上午7时40分，聂荣臻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
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肯定和鼓励的答复。
于是他下令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
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聂荣臻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聂荣臻是要求严格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觉得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可以！”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甲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的第一颗全当量氢弹。
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天空出现了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并排高挂的奇特壮观。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从指挥部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聂荣臻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
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
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聂荣臻的这张历史性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颜色则由红色渐渐变成了白色的蘑菇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不久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科学家们的计算结果。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聂荣臻走出指挥部临时架设的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话。
11时，他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徐克江机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机组人员合影留念。
在时间上，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7）
回到基地本部以后，有人向他汇报了上述时间表。
聂荣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已经吹到了基地，人们从上到下分成两派，在试验氢弹前后的时间里争斗不休。
聂荣臻在临离开基地前，站在飞机的舷梯上，对两派群众说了句语重心长而又深富哲理的话：“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
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
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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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不祥的预兆（1）
从1965年冬天起，到1966年5月，###、罗瑞卿、彭真、陆定一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遭受诬陷迫害。
聂荣臻从事态的发展中，逐步感受到了这是些不祥的预兆。
1966年春天的杭州之行，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印象。
4月17日至2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康生、陈伯达，以及各中央局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萧华、江华、汪东兴等，共二十多人。
会议的内容和决定，实际上都体现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了。
聂荣臻在杭州参与讨论这个文件的时候，是很不理解的。
首先，围绕着《海瑞罢官》、《二月提纲》的争论经过，他由于过去很少接触这方面的问题，理不出个头绪来。
其次，聂荣臻与彭真是老战友，对彭真上纲到指名道姓，说他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样的结论，聂荣臻难以接受。
三是，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上升到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他也无法理解。
5月21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五天，又发生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安###然逝世的事情。
更加加深了聂荣臻的不祥之兆的感觉。
安东，14岁参加革命，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37岁时就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他才思敏捷，精明强干。
聂荣臻很喜欢这位年轻得力的助手。
在聂荣臻的推荐下，安东担任了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防科委秘书长、副主任。
从国防科委成立起，一直主持国防科委的常务工作。
21日中午，聂荣臻散步时边走边叹息说：“安东今年才48岁，喜欢体育运动，会打乒乓球、网球，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
怎么这样突然地去世了，真是可惜！”当天晚上，他接到报告说，北京医院尸体解剖的结论是，安东不是死于心脏病，心脏只有轻度病变，而是因为误服了大剂量的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才死亡的。
一位担任大军区级职务，又掌握着导弹、原子弹等高度机密情报的高级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聂荣臻说，这可不是好兆头。
安东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始终没有搞清楚，1973年，国防科委党委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后，为安东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结论。
《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极“左”思潮在神州大地上迅速蔓延，有些地方，对人的迫害到了疯狂的程度。
聂荣臻感到，危险正日益向科技界的知识分子逼近。
不仅发生了安东非正常死亡的事情，6月2日，发生了中国科学院的某位知识分子，出访荷兰时，在所住的旅馆跳楼，抢救无效身亡。
7月6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某位知识分子，刚由大庆回到北京，也跳楼身亡。
不久，上海市科委主任舒文向聂荣臻报告，上海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近期发生了8起自杀事件，其中有5人身亡。
这一连串的事件，使聂荣臻深感不安。
作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在知识分子面临困境的时候，聂荣臻不会无动于衷。
于是，他决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一个保护知识分子的文件。
文件被定名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
